4月22日,由中國金融研究院發起主辦的“首席經濟學家研討會”在達通廣場505會議室舉行,本次研討會就“中國經濟增長的未來”為主題展開激辯。我院特聘教授、多倫多大學經濟學教授朱曉冬在研討會上指出,未來二十年中國想要保持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仍然需要靠提高生產效率。中國金融研究院副院長費方域教授主持研討會,海通證券副總裁、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申銀萬國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李慧勇,交通銀行高級經理、高級宏觀分析師唐建偉以及我院劉俊教授出席研討會并參與討論。
朱曉冬教授首先進行了題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闡述,這是在他發表于美國經濟學會2012年秋季刊《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的論文《理解中國經濟增長: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基礎上展開的。他分析說,在中國1978年至2007年的總生產率增長的來源中,農業部門的生產率增長對總體生產率增長的貢獻達1.5個百分點,但隨著農業在GDP中占比的逐漸減小,其對中國未來生產率增長的貢獻將逐漸減少。非國有部門的生產率增長對總生產率增長的貢獻為2.27個百分點,這個增長源將繼續推動中國未來生產率的增長。國有部門1998年經歷了結構重組后,其生產率也開始快速提升。
朱曉冬教授強調,中國經濟增長不是靠投資拉動,人口紅利比投資拉動因素要重要一些,但是仍然不是主要因素,人口紅利對GDP增長的貢獻大幅度下降,下降的同時全要素生產率增加了,人口紅利變得很小,最主要是效率增加。中國過去三十多年高速增長最主要的動力是生產效率的提高,生產效率提高的原因首先是因為有后發優勢。未來二十年中國想要保持這種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仍然需要靠提高生產效率,而要提高生產效率仍然需要通過改革來實現。
“經過30年的快速增長,中國的生產率還存在資源配置扭曲等諸多技術上的問題,中國的生產率還只是美國的13%”,朱曉冬教授稱:“中國提高生產率還有很大空間,未來中國保持高速增長同樣依賴于生產率的提高”。他認為,中國在提升生產率方面要發揮“后發優勢”,就需要深化資本市場、勞動市場,以及金融、能源、交通、醫療、教育等關鍵服務業和上流行業的改革。
朱曉冬教授新穎的觀點一經發表,就引發了在場的專家和媒體的關注,盡管不少與會嘉賓仍然認為中國經濟是由投資促動的,不過他們對“提高生產率是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關鍵”這一觀點均表贊同。
李迅雷認為,一開始全要素生產率是下降,但是由于要素價格得到糾正之后,使它配置更高合理。比如對鋼鐵的投入,對化工的投入,因為這都形成了產能過剩,但是利率市場化之后,就沒有辦法再投了,所以整個投資效率應該還有一個上升的過程。
李慧勇表示,經濟制約的困境主要有三個,第一個困境就是中國的市場改革。大量的產能不可能瞬間肅清,必須要找地方消化。第二,無論是新型城鎮化或者是還舊賬,最直觀就是剛才土地和信貸的問題。第三個問題,學界有爭論,還是要正視國有和非國有,以及廣泛存在的經濟診斷和行政壟斷對效率的損失問題。
他還指出,中國制度改革空間非常大,無論是后發優勢,還是解決歷來的問題,需要解決三個方面最要緊的問題。第一,市場主要靠廣義的收入分配改革,真正廣義的收入分配改革有一個最佳的分配比例,問題在于各種要素所有者沒有真正做到公平的享受我們經濟發展成果。第二,肯定要進一步金融市場化,就是解決錢的問題。第三,改革更多是放松管制
唐建偉則認為,產業升級是一個比較好的手段,能夠從效率方面提升整個經濟增長質量。改革的一些方向主要從供給方面釋放要素生產率,現在中國資金市場沒有市場化,利率市場化也沒有完全實現,從供給角度來看要素市場化未來還是有比較大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