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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大管院魏江:產業技術追趕國企民企扮什么角

      新興經濟背景下,怎樣實現產業技術追趕?不同所有制的企業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業界通常從“割裂”的視角來看待不同所有制企業在我國產業技術追趕過程中的作用,典型地,如產業自主創新能力的希望在于國企還是民企之爭。這種隔離的思維方式會使我們陷入非此即彼的思考困境,導致意識上和政策上的搖擺,忽視了不同所有制企業之間的差異性對產業技術追趕的重要貢獻。如果我們能以“互補”的視角來審視不同所有制企業的差異,就可以勾勒出轉型經濟背景下產業技術追趕的完整圖景。

      發展家和新興經濟國家如何實現產業技術追趕?美籍韓裔產業經濟學家金麟洙通過對韓國電子產業技術發展的研究,提出了產業技術發展三階段模型:獲取階段、消化階段和提高階段。他認為,發展家和新興經濟國家的本土企業必須通過引進國外技術,逐步積累產品設計和生產運營的經驗,為消化引進技術進而開展有限自主努力奠定基礎,同時,為本土企業的員工創新能力和對國外技術的消化吸收能力創造了技術積累基礎。這些觀點得到后發國家的普遍認可。

      那么,究竟我國產業技術追趕呈現什么樣的特殊性?理論和實踐界借鑒國外產業技術追趕的理論和政策研究范式,通過“典型”或者“成功”的企業技術發展路徑來解釋產業層次的技術發展道路。實際上,這種研究思路仍難以解釋我國實現技術追趕的有效模式。因為這種思考方式,是基于這樣的假設前提:一是產業內部企業技術追趕路徑是同質的,也就是說,產業內的不同企業其技術追趕路徑是一樣的。二是產業技術追趕是企業技術發展路徑的疊加,不同企業之間通過路徑的加和來實現技術追趕。事實上,我們國家正處于轉型過程中,產業內部企業技術路徑是異質的,不同所有制性質的企業在貢獻于產業技術追趕時具有互補性,特別是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在產業技術追趕過程中發揮了不同的功能,為產業技術發展提供了互補性資源和能力。

      轉型經濟背景下,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技術活動的路徑不同

      在轉型經濟背景下,國有企業的資本可獲得性相對較高。調查表明,100%的國有企業從國有銀行融資,超過40%的國有企業從股票市場融資。同時,由于絕大多數國有企業管理者是由政府任命的,因此企業管理者更傾向于選擇容易產生業績的技術活動,比如直接花巨資從國外引進高技術裝備,或者開展重大技術開發活動。較之國有企業,民營企業融資困難,創新資源(包括土地和許可證)不足,企業高層管理者(控制者)對企業技術活動的理解與國有企業有很大程度的不同,民營企業更傾向于通過持久、高效的漸進式技術活動,以較低的資本投入產生高的技術回報。

      再者,即使是同一類所有制企業,處于不同的能力發展階段,也可能選擇與能力發展階段相匹配的技術活動,我們把企業的技術活動分解為技術引進、消化吸收和技術創新三類,這三者在組織能力要求上呈現逐漸增加的趨勢。從技術追趕的早期階段到后期階段,企業將逐漸從技術引進轉向消化吸收并最終過渡至自主創新活動,從采用單一技術活動轉向多種技術活動。我國的家電、汽車、化工等各個行業,都呈現出這樣的變化趨勢。

      在這樣的動態技術開發趨勢中,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又呈現出差異性。在技術追趕早期,國有企業更傾向于國際技術引進活動而非消化吸收活動;反之,民營企業更傾向于消化吸收活動而非國際技術引進活動。在追趕后期,國有企業更傾向于技術創新活動而非消化吸收活動;民營企業則傾向于整合各種技術活動。

      在產業技術追趕過程中,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扮演互補角色

      正是因為不同所有制企業在技術活動中的不同偏好選擇,客觀上為不同所有制企業之間的技術能力整合提供可能,而且,這種整合往往通過技術流動、人員流動和信息流動得以實現。

      以我國國民經濟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的汽車產業為例。1987年,我國確立了汽車產業國有企業“三大三小”的生產格局。1997年,汽車產業“三大三小”一統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出現了包括民營企業吉利在內的若干新進入者。民營企業的進入是如何改變我國汽車產業技術追趕路徑的呢?與國有汽車企業以合資主導的技術引進模式不同,民營企業受資源劣勢所限,難以從國外引進技術,就轉向從國有壟斷企業中引進技術和消化吸收,而這種引進吸收一般不是通過支付經費購買國內國有大型企業制造企業的產品設計、工藝流程、圖紙、配方、專利、技術訣竅及關鍵設備來完成的,而是通過雇傭來自國有企業的員工(以工程師為主)和對國有企業的技術模仿來實現的,通過人才市場和產品市場來獲得技術資源。例如,從1998年開始,吉利陸續從天汽、一汽等國有企業挖走大批技術骨干和得力人才。

      顯然,吉利實施的“從雇傭中學習”的戰略是和國有企業分不開的。國有汽車企業通過與跨國公司合資,盡管在創新能力建設上乏善可陳,但客觀上也奠定了汽車產業基礎設施體系,并在全國范圍內培養了一大批汽車專業領域的技術人才。這批人才流動到新進入的民營企業,使這些民營企業在短時間內獲得生產能力和創新能力,并以這些人才作為平臺,進行進一步的能力構建,反而在產品自主品牌績效方面取得比國有企業更大的成就。從國有企業到民營企業的人員流動,即以“從雇傭中學習”形式的國內技術引進,有效地轉移了國有企業通過技術引進獲得的知識,這意味著,在新興經濟背景下的產業技術追趕過程中,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存在一種互補關系。

      接受企業所有制的多樣性,對于實現產業技術追趕非常重要

      在的決策界和學術界,一個重要的爭論就是,產業技術追趕的希望到底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在討論這個問題時,我們必須認識到,接受所有制多樣性并保持企業之間的知識流動對于實現產業技術追趕非常重要。在“互補”視角下,所有權多樣性作為轉型經濟的現實被接受,國有化或者私有化的爭論就不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完善促進不同企業之間人員流動的相關制度。比如改革戶籍制度,降低戶籍制度對人員流動的束縛效應。

      此外,對于“市場換技術”的產業政策,國內無論是在學術界、產業界還是政府都存在很多爭論。有專家提出,我國汽車工業經歷了通過合資進行技術引進的幾十年,國內汽車工業并沒有學習到產業核心技術,倒是一些汽車工業的新進者如吉利培養了自主開發能力,這似乎意味著“市場換技術”戰略的失敗。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在某種程度上講,吉利的成功離不開國有企業及其合資公司的知識轉移。事實上,大樣本調查研究表明,外資的出現提高了本土企業的成活率,這意味著“市場換技術”戰略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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