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武昌起義
(一)武裝起義與保路風潮
同盟會在批判改良主義思想的同時,派遣會員紛紛回到國內,發動了一系列反清武裝起義。1906年12月,萍、瀏、醴起義是同盟會成立后發動的第一次武裝起義。起義軍堅持了一個多月,最終失敗。1907年5月至1908年4月間,孫中山在兩廣的沿海沿邊地區,親自發動了6次武裝起義:1907年5月潮州黃岡起義,6月惠州七女湖起義,9月防城起義,12月鎮南關起義,1908年3月欽州馬篤山起義,4月河口起義。這些起義雖然也均告失敗,但它們傳播了民主革命思想,推動了兩廣地區革命形勢的發展。與此同時,光復會也在安徽、浙江發動武裝起義,慘遭失敗。
這些起義的失敗,并未使孫中山等革命派后退。1910年2月至1911年4月,同盟會在廣州發動了兩次著名的起義:廣州新軍起義和黃花崗起義。其中影響最大的是1911年4月27日(農歷三月二十九日)舉行的廣州起義。是日,黃興率敢死隊120余人在廣州舉行起義,大部在激戰中犧牲。其中七十二烈士的遺骸被葬于黃花崗,故是役史稱“黃花崗起義。
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鐵路干線收歸國有”,并與四國銀行團訂立粵漢、川漢鐵路借款合同,借“國有”名義把鐵路利權出賣給帝國主義,同時借此“劫奪”商股。這激起了湖北、湖南、廣東、四川四省的保路風潮,其中以四川為最烈。清政府在鐵路利權問題上采取的政策,進一步激起了民眾的憤慨和反抗,加速了革命的爆發。立憲派本來主張把保路運動限制在“文明爭路”的范圍之內,但署理四川總督趙爾豐竟下令軍警向手無寸鐵的請愿群眾開槍,造成“成都血案。廣大群眾忍無可忍,在同盟會會員的參與下,掀起了全川的武裝暴動。
(二)武昌起義與各地響應
由于革命形勢已經成熟,湖北新軍中的共進會和文學社兩個革命團體決定聯合行動,在武昌舉行武裝起義。1911年10月10日晚,駐武昌的新軍工程第八營的革命黨人打響了起義第一槍。起義軍一夜之間就占領武昌,取得首義的勝利。革命軍在三天之內就光復了武漢三鎮,成立了湖北軍政府。
武昌起義掀起了辛亥革命的髙潮,打開了清王朝統治的缺口。在一個月內,就有13個省以及上海和許多州縣宣布起義,脫離清政府的統治。腐朽的清王朝迅速土崩瓦解。1912年2月12 日,清帝被迫退位。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終于覆滅。
在武昌起義和各省政權更迭的過程中,資產階級革命派既表現出了革命性和勇敢精神,又暴露出了軟弱性和妥協態度。在一些地方,開始是由革命派發動新軍或會黨舉行武裝起義、宣布“獨立”的。可是當反動勢力反撲時,他們卻不敢發動群眾保衛已經奪得的政權,致使政權落到了立憲派或舊官僚、舊軍官的手里。例如湖北革命黨人起義后,認為非找一個有地位的人物出來主持政務不可,于是把原清軍協統(旅長)黎元洪硬拉出來當了都督。結果,黎元洪與立憲派結合起來把持了湖北軍政府的大權。又如湖南革命黨人起義奪取政權后,最初由革命派焦達峰、陳作新任正、副都督。部分立憲派與舊軍官發動政變,將焦、陳殺害,推立憲派首領譚延闿為都督。在一些省份,舊官僚和立憲派實際上改頭換面地維持著舊政權。有的地方雖是革命黨人掌權,但這些人很快蛻變為新軍閥、新官僚。這就意味著,革命是很快地發展,但它的基礎并不牢固,在它的內部和外部都潛伏著深刻的危機。
二、封建帝制的覆滅與中華民國的建立
(一)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宣告成立
1911年底,孫中山從海外回到上海。“獨立”各省的代表在南京選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職,改國號為中華民國,定1912年為民國元年,并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
南京臨時政府是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性質的革命政權。第一,從政權的組成人員看,資產階級革命派在這個政權中占有領導和主體的地位。除孫中山作為臨時大總統擁有統治全國和統率海、陸軍之權外,陸軍、外交等重要部的總長和所有各部的次長全由革命黨人擔任。在作為國家立法機關的臨時參議院中,同盟會會員也占多數。第二,從南京臨時政府制定的政策看,各項政策措施集中代表和反映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愿望和利益,在相當程度上也符合廣大中國人民的利益。例如:掃除種種封建弊端,保護人權;鼓勵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提倡興辦工廠、礦山、銀行、墾殖事業等;宣布禁止刑訊,保護華僑、禁止販賣華工,禁止買賣人口、廢除奴婢,禁止種植和吸食鴉片等;宣布改革文化教育制度,否定忠君尊孔教育,廢止小學讀經,禁用清政府學部頒行的各種教科書等。
(二)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1912年3月,臨時參議院頒布《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具有資產階級共和國憲法性質的法典,它規定了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國家、政府組織機構以及人民享有的各項民主權利。
《臨時約法》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于國民全體”,而“以參議院、臨時大總統、國務員、法院行使其統治權。
《臨時約法》規定,增設國務總理,作為政府首腦。內閣輔佐臨時大總統,為行政機關,行使行政權;增設法院,行使司法權;參議院為立法機關,行使立法權,參議院還有彈劾大總統和國務員的權利。
《臨時約法》還規定,中華民國國民一律平等,享有人身、財產、集會、結社、出版、言論等自由,享有請愿、陳述、考試、選舉與被選舉等民主權利。
《臨時約法》的進步性。第一,《臨時約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廢除了兩千年來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確認了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政治制度。第二,《臨時約法》是革命的產物,帶有鮮明的革命性、民主性。它不僅具有現實的進步意義,在中國憲政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南京臨時政府也有它的局限性。第一,在南京臨時政府的《告友邦書》中,就企圖用承認清政府與列強所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和清政府所欠的一切外債,來換取列強承認中華民國。第二,南京臨時政府也沒有提出任何可以滿足農民土地要求的政策和措施,反而以保護私有財產為借口,去維護封建土地制度以及官僚、地主所占有的土地和財產。
三、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
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領導的以反對君主專制制度、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為目的的革命,是一次比較完全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近代歷史上,辛亥革命是中國人民為救亡圖存、振興中華而奮起革命的一個里程碑,它使中國發生了歷史性的巨變,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
第一,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勢力的政治代表、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統治,沉重打擊了中外反動勢力,使中國反動統治者在政治上亂了陣腳。從此以后,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在中國再也不能建立起比較穩定的統治,從而為中國人民斗爭的發展開辟了道路。
第二,辛亥革命結束了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資產階級共和政府,使民主共和的觀念開始深入人心,并在中國形成了“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的民主主義觀念。正因為如此,當袁世凱、張勛先后復辟帝制時,均受到了社會輿論的強烈譴責和人民群眾的堅決反抗。
第三,辛亥革命給人們帶來一次思想上的解放。自古以來,皇帝被看作是至高無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絕對權威,如今連皇帝都可以被打倒,那么還有什么陳腐的東西不可以被懷疑、不可以被拋棄?辛亥革命激發了人民的愛國熱情和民族覺醒,打開了思想進步的閘門。
第四,辛亥革命促使社會經濟、思想習慣和社會風俗等方面發生了新的積極變化。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以振興實業為目標,設立實業部,先后頒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業發展的政策和措施、以推動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使隨后的幾年成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革命政府還提倡社會新風,掃除舊時代的“風俗之害。如:以公元紀年,改用公歷;下級官吏見上級官吏不再行跪拜禮;男子以“先生”、“君”的互稱取代“老爺”等的稱呼;男子剪辮、女子放足之風迅速席卷全國等。這些變化不僅改變了社會風氣,也有助于人們的精神解放。
第五,辛亥革命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而且推動了亞洲各國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
四、辛亥革命的失敗及其原因
(一)封建軍閥專制統治的形成
武昌起義后,袁世凱以武力壓迫革命派,并在帝國主義列強和立憲派、舊官僚支持下,大造大總統職位“非袁莫屬”的輿論,力主袁世凱上臺,以便早日結束革命。一些革命黨人甚至也主張只要袁世凱能逼清帝退位,就應該讓他當大總統。在這種情況下,經過南北和談,孫中山被迫表示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凱宣布擁護共和,就可以把臨時大總統的職位讓給他。袁世凱在得到這些許諾后,即加緊“逼宮。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第二天,袁世凱致電臨時政府,宣布“共和為最良國體。同日,孫中山向參議院提出辭職咨文,但附以南京為首都、總統在南京就職、遵守約法三個條件,力圖以此制約袁世凱。袁世凱不肯離開北京老巢,指使部下在北京發動“兵變”,西方列強也調兵進京配合,以迫使革命派讓步。革命派再次妥協。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4月1日,孫中山正式卸去臨時大總統職務。隨后,臨時參議院議決將臨時政府遷往北京。
袁世凱竊奪辛亥革命的果實之后,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和買辦資產階級利益的北洋軍閥反動政權。
首先,在政治上,北洋政府實行軍閥官僚的專制統治。以袁世凱為首的封建軍閥們大力擴充軍隊,建立特務、警察系統。他們制定《暫行新刑律》、《戒嚴法》等一系列反動法令,剝奪《臨時約法》規定給予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各種政治權利,任意逮捕、殺害革命黨人和無辜民眾。
1912年8月,宋教仁在征得孫中山、黃興的同意后,以同盟會為基礎聯合其他幾個政黨,組成國民黨。它在隨后的第一屆國會選舉中獲得了多數席位。國民黨領袖宋教仁希望由此組織以他為首的責任內閣,在中國推行資產階級議會民主制度。1913年3月,袁世凱指使心腹收買刺客暗殺了宋教仁;7月至9月,又以武力鎮壓了南方七省國民黨人的“二次革命。
1913年,袁世凱悍然要求國會先選總統,后制憲法。9月,國會炮制出一個《大總統選舉法》,10月,在總統選舉中,袁世凱指使軍警、流氓包圍國會,強迫議員投票選舉他為正式大總統,接著把國會拋開。1913年11月他下令解散國民黨,收繳國民黨議員的國會證書、徽章,使國會不足法定人數,無法開會。1914年1月,他又停止參議院、眾議院兩院議員的職務,遣散議員。5月,袁世凱公然撕毀《臨時約法》,炮制了一個《中華民國約法》,用總統制取代內閣制。不久,他又通過修改《總統選舉法》,使大總統不僅可以無限期連任,而且可以推薦繼承人。這樣,袁世凱不僅可以終身獨攬政權,而且還可以將其傳子傳孫。至此,中華民國只剩下一塊空招牌了。
軍閥們為了實行專制統治,不惜投靠帝國主義。袁世凱統治時期,出賣路權、礦權,大肆借款,并簽訂眾多不平等條約。他未經國會同意,與列強簽訂“善后大借款”合同,用鹽稅作抵押,使列強實現了控制和監督中國財政的愿望。1915年5月,為了讓日本支持復辟帝制,他竟然基本接受日本提出的嚴重損害中國權益的“二十一條”要求。皖系軍閥段祺瑞控制北京政府時,也投靠日本,向日本借款擴充自己的勢力,準備武力統一中國,其中“西原借款”前后共8項,總數達1.45億日元。這些借款以東北金礦、森林,東北、山東鐵路,國家煙酒專賣利潤等為擔保,便利了日本進一步掠奪中國的礦產資源和其他原料。
為了達到專制獨裁的目的,軍閥們公然進行帝制復辟活動。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發表接受帝位申令,31日,下令以1916年為“中華帝國洪憲元年”,準備在元旦舉行登極大典。帝制復辟活動遭到舉國反對,袁世凱從1916年1月1日到3月23日只當了83天皇帝就被迫取消帝制和洪憲年號。1917年6月,前清官僚張勛率“辮子軍”北上,擁廢帝溥儀復辟。這一次復辟的時間更短,僅12天就在全國人民的聲討中破產了。
其次,在經濟上,北洋政府竭力維護帝國主義、地主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的利益。軍閥、官僚本身就是大地主,他們還以各種手段兼并土地。許多自耕農和半自耕農陷入破產和喪失土地的境地,變成佃農和雇農。北洋政府還通過“清丈地畝”、征收各種苛捐雜稅等手段,對農民進行敲骨吸髓的壓搾。軍閥與官僚還借助于政治勢力,組成官僚買辦資本集團,操縱、壟斷財政金融和工業、運輸業。如以梁士詒為首的交通系集團,控制了鐵路和交通銀行。交通銀行具有代理國庫、發行紙幣的特權,為北洋政府經理外債、內債和稅收,還直接控制了一些工礦企業。有些軍閥擁有數百萬乃至數千萬元的財產。
最后,在文化思想方面,尊孔復古思潮猖獗一時。1913年6月,袁世凱向全國發布《通令尊崇孔圣文》。不久,又命令全國恢復祀孔、祭孔典禮,恢復跪拜禮節,中、小學恢復尊孔讀經。一些清朝遺老遺少、保守分子紛紛組織孔教會、孔道會、尊孔會等尊孔復古團體,發行《不忍》雜志、《孔教會雜志》等尊孔刊物。他們攻擊民主共和,宣傳封建倫常,甚至要求將孔教定為“國教。一些帝國主義也鼓吹孔教是“中國獨一無二之根本”,只有尊孔才能避免“人人之心皆為革命所顛倒。
總之,北洋軍閥政府從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思想上對辛亥革命進行了全面的反攻倒算。中國重新落人了黑暗的深淵。資產階級革命派在中國建立一個獨立、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夢想破滅了。
(二)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終結
辛亥革命失敗后,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內部也發生了分化,但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繼續反對封建軍閥專制的統治,努力挽救共和制度。
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孫中山毅然發動武裝反袁的“二次革命。由于北洋軍閥在軍事上占絕對優勢,而國民黨方面缺乏兵力和財力,內部意見又不一致,結果只堅持了兩個月就失敗了。
1914年,孫中山在日本組織中華革命黨,堅持反袁武裝斗爭。由于中華革命黨提不出能夠動員群眾的革命綱領,入黨者又必須宣誓絕對服從孫中山個人,帶有強烈的宗派性,嚴重脫離群眾,因而參加的人數很少,社會影響不大。
1915年12月25日,蔡鍔等在云南組織“護國軍”,宣布獨立,很快形成席卷半個中國的護國運動。次年3月,袁世凱在全國人民的反對聲中被迫取消帝制,不久憂懼而死。
皖系軍閥頭子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后,變本加厲地推行獨裁賣國的反動統治,拒絕恢復《臨時約法》和國會。在這種局面下,孫中山舉起了“護法”的旗幟,但“護法”的口號在群眾中缺少號召力。由于孫中山既沒有足夠的實力,也不掌握軍隊,遂不得不依靠與皖系軍閥有矛盾的西南軍閥。而西南軍閥則企圖利用孫中山的聲望對抗北洋軍閥,擴大自己的實力。1917年9月,在廣州成立以孫中山為大元帥的護法軍政府,并出師北伐。不久,西南軍閥與直系軍閥勾結,擅自實行停戰,并且排擠孫中山,改組軍政府。1918年5月21日,孫中山憤然離開廣州去上海。護法運動的失敗,使他認識到“南與北如一丘之貉”,想依靠南方軍閥來反對北洋軍閥,是行不通的。
孫中山具有頑強的革命精神,他首先喊出“振興中華”的口號,不斷摸索救國救民的道路,并始終堅持奮斗,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的先行者。他在領導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國的斗爭中建立了歷史功勛,是20世紀初期推動中國發生歷史性巨變的主要代表。
但是,孫中山并沒有找到中國的真正出路。應當說,護法運動的失敗不僅是孫中山個人的失敗,也標志著整個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終結。它表明,中國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已經陷入絕境,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再也不能領導中國革命前進了。
(三)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和教訓
毛澤東指出,辛亥革命“有它勝利的地方,也有它失敗的地方。你們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趕跑,這不是勝利了嗎?說它失敗,是說辛亥革命只把一個皇帝趕跑,中國仍舊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并沒有完成。
辛亥革命的失敗原因:
第一,根本原因。辛亥革命的失敗原因從根本上說,是因為在帝國主義時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資本主義的建國方案是行不通的。盡管當時先進的中國人真誠地希望把中國建設成為資產階級共和國,但是,帝國主義決不容許中國建立一個獨立、富強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從而使自己失去中國這個占世界人口1/4的剝削、奴役的對象。因此,它們用政治、外交、軍事、經濟、財政等各種手段來破壞、干涉中國革命,扶植并支持它們的代理人袁世凱奪取政權。
第二,客觀原因。帝國主義與以袁世凱為代表的大地主大買辦勢力以及舊官僚、立憲派一起勾結起來,從外部和內部絞殺了這場革命。
第三,主觀原因。從主觀方面來說,在于它的領導者資產階級革命派本身存在著許多弱點和錯誤。主要是:
首先,沒有提出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他們沒有明確提出反帝的口號,甚至幻想以妥協退讓來換取帝國主義對中國革命的承認和支持。他們只強凋反滿和建立共和政體,并沒有認識到必須反對整個封建統治階級,致使一些漢族舊官僚、舊軍官也混入革命的營壘。受當時政治局勢的左右和妥協退讓思想的支配,革命黨人最后甚至還把政權拱手讓給了袁世凱。
其次,不能充分發動和依靠人民群眾。由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同封建勢力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因而不敢依靠反封建的主力軍農民群眾。在革命的過程中,資產階級革命派雖然也曾經聯合新軍(多數是穿起軍裝的農民和學生)和會黨(以游民和破產農民為主體的秘密結社),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動員了群眾的力量,但在清政府被推翻之后,他們便把群眾拋棄了。他們不但不去領導農民進行反封建的斗爭,反而指責農民“行為越軌”,并派兵加以鎮壓。正因為中國民主革命的主力軍農民沒有被動員起來,這個革命的根基就相當單薄。
最后,不能建立堅強的革命政黨,作為團結一切革命力量的強有力的核心。同盟會內部的組織比較松懈,派系紛雜,缺乏一個統一和穩定的領導核心。
資產階級革命派的這些弱點、錯誤,根源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正因為如此,辛亥革命僅僅趕跑了一個皇帝,卻沒有能夠改變封建主義和軍閥官僚政治的統治基礎,無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務。辛亥革命的失敗表明,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沒有能夠救中國,先進的中國人需要進行新的探索,為中國謀求新的出路。
盡管辛亥革命最終失敗了,但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中國民主革命的先驅者的業績和不屈不撓的奮斗精神,永遠是中國近代革命史上光輝的一頁。經過辛亥革命,民主共和的思想從此流傳廣遠,人們對革命的繼續追求也綿延不絕。許多參加過辛亥革命的人,后來陸續參加中國共產黨或成為共產黨的忠誠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