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白：此中無限興 考古可醉人

北京大學第三屆“蔡元培獎”評選結(jié)果日前出爐，他們是：考古文博學院宿白教授，醫(yī)學部彭瑞驄教授，北京大學第六醫(yī)院沈漁邨教授，城市與環(huán)境學院王恩涌教授，化學與分子工程學院劉元方教授，信息科學技術學院楊芙清教授，法學院羅豪才教授，物理學院陳佳洱教授，工學院黃琳教授，藥學院張禮和教授。蔡元培獎以北大老校長、教育家蔡元培的名字命名，旨在表彰北大教師在教書育人、知識創(chuàng)新和社會服務等方面作出的卓越貢獻，弘揚學為人師、行為世范的師德師風教風，是北大教師的最高榮譽。本網(wǎng)將陸續(xù)刊登第三屆蔡元培獎獲得者的人物通訊，以饗讀者。

不久前的8月，宿白先生度過了他的91歲生日。出生于戰(zhàn)亂頻仍、動蕩不安的時代，一生經(jīng)歷了民初的軍閥割據(jù)、日軍占領時期的統(tǒng)治、國共內(nèi)戰(zhàn)、文化大革命，但先生的人生卻顯得波瀾不驚，或深入田野、或埋首書齋，始終在歷史考古研究和教學的天地里，求學、治學、講學，心無旁騖，如癡如醉，成就了一位中國考古學界的“集大成者”和中國現(xiàn)代考古教育的大家。先生的人生，恰如他所喜愛的藏族薩迦格言中的一段話：“山間的小溪總是吵鬧，浩瀚的大海從不喧囂。”

宿白先生(2012年攝于藍旗營)

傾心史學 投身考古

宿白先生1922年出生于沈陽，“九•一八”事變時正在就讀小學四年級，少年時代在日本人的殖民統(tǒng)治和教育下度過。先生回憶：“日本教師在學校向?qū)W生傳授日語，我能對付過去就對付過去。在上中學期間，我逐漸對歷史、地理產(chǎn)生了興趣。說起來，這與日本人在東北推行的教育有關。在偽滿時期，這兩門課程就只講東北，中國的歷史根本不講。他們越不講，我們越想知道。”這份對“祖國”的拳拳之情，是宿白先生對歷史萌發(fā)興趣的開始。

1939年，宿白先生考入北京大學，1940年入學。盡管因日軍侵華，北京大學的教學受到了很大影響，但仍盡力保持著過去的傳統(tǒng)。歷史課讓宿白感到新鮮、充實，“中國史從上古講到清代，世界史從歐洲講到美洲，這些知識都是我以前沒有接觸過的。”北京大學以及當時從燕京大學轉(zhuǎn)到北大來的名師，為宿白開啟了歷史學的大門。畢業(yè)后，宿白先生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考古組做研究生，期間不僅專注歷史考古學，還涉獵了很多其他專業(yè)的課程。“馮承鈞先生教我們中西交通、南海交通和中亞民族，我很有興趣。中文系孫作云先生講中國的古代神話，容庚先生講卜辭研究、金石學、鐘鼎文。在研究生階段，我還學過版本目錄，在哲學系聽湯用彤先生的佛教史、魏晉玄學等。這些外系的課對我后來的工作很有幫助。”宿白先生后來在魏晉考古、佛教考古、漢文佛教典籍目錄和雕版印刷方面都有所成就，與當時的博采眾學、兼收并蓄有著很大的關系。

宿白先生全家福

抗戰(zhàn)勝利后，由于局勢的原因，宿白先生暫時在北大圖書館工作，恢復文科研究所后，當時的北大考古組主任向達在馮承鈞先生的推薦下，將宿白請到了考古組，先生過上了上午考古組、下午圖書館的生活，直到1952年院系調(diào)整，才正式來到北大歷史系。由于考古學的特殊要求，1950年開始，宿白先生開始進行田野調(diào)查和發(fā)掘工作，直到暮年身體情況不允許時，才離開了田野。

從上世紀40年代進入北大史學門，先生的一生都奉獻給了讓他始終興致盎然、矢志不渝的歷史考古事業(yè)。

《白沙宋墓》：一種典范

1951年-1952年，河南禹縣白沙鎮(zhèn)準備修建水庫，考古工作者對庫區(qū)的古代遺址和墓葬進行了搶救性發(fā)掘，宿白先生主持了三座宋墓的發(fā)掘工作。白沙宋墓是北宋末年趙大翁及其家屬的墓葬，是北宋末期流行于中原和北方地區(qū)的仿木建筑雕磚壁畫墓中保存最好，結(jié)構(gòu)最為復雜，內(nèi)容最為豐富的一處。1954年，宿白先生撰寫的考古報告基本完成，同年文化部在北京舉辦“全國基建中出土文物展覽會”上展出了白沙宋墓的壁畫摹本，公開了這個重大發(fā)現(xiàn)。

在我國歷史考古學草創(chuàng)時期編年分期標準不明確、歷史現(xiàn)象及問題多不及深入討論的情況下，宿白一人承擔了發(fā)掘報告的編寫任務。其間正逢中國高等院校進行大規(guī)模院系調(diào)整，宿白先生從原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調(diào)整到新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教學、行政和研究工作集于一身。先生不辭辛勞，排除紛擾，在1954年完成了白沙宋墓報告的編寫。具有極高學術價值的《白沙宋墓》于1957年出版，成為新中國成立后最早出版的考古報告之一，也是我國田野考古紀實的奠基之作。

白沙宋墓

盡管當時并無先例可循，宿白先生還是以十分明確的編寫體例，嚴格區(qū)分了報告主題正文和編寫者研究的界限。在正文之外，客觀描述墓葬情況的同時，加入了大量考證性注釋，這些注釋中所論證的對象，經(jīng)過幾十年新的考古材料的驗證，證明幾乎都是正確的。《白沙宋墓》一書中的論述至今仍受到學術界的重視。

成書近六十年來，《白沙宋墓》已經(jīng)成為考古發(fā)掘報告的一種典范。而其中所體現(xiàn)出的先生的治學方法與風范也對后學產(chǎn)生了積極的影響。曾任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的考古學家徐蘋芳曾在《白沙宋墓》再版時寫道：“重讀《白沙宋墓》，使我體會最深、獲益最大的是對宿白先生治學方法的認識。宿先生治學方法的精髓是‘小處著手，大處著眼’。所謂‘小處著手’是指微觀，‘大處著眼’是指宏觀，也就是微觀和宏觀的有機結(jié)合。治學要從微觀做起，從搜集史料(包括考古學的和歷史文獻學的)、鑒別史料(史料的真?zhèn)魏蛠碓?、利用史料(指盡量利用第一手史料)，并在最大程度上獲得接近于史實的完整史料，去粗取精，抓住歷史事物發(fā)展的規(guī)律，實事求是地研究和闡述與當時社會歷史有關的重大問題，這便是宏觀的研究。微觀是學術研究的基礎，微觀研究做得愈細致愈扎實，宏觀的研究也就愈可靠愈接近史實。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關系。做微觀研究很辛苦，要一絲不茍，求全求備，來不得半點馬虎，稍一放松便會有所失誤。做考古學的微觀研究，其基礎在田野考古上;歷史文獻對中國歷史考古學來說，與田野考古同等重要，不可偏廢。”宿白先生的《白沙宋墓》正是這樣一部“微觀”與“宏觀”相結(jié)合，“實物”與“文獻”相結(jié)合的力作。

從云岡到龜茲——宿白先生的佛教考古

1942年，正在北京大學就讀的宿白先生與同學一起，假期之間游歷了山西大同的云岡石窟。云岡宏偉的北魏大佛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正是從云岡石窟開始，宿白先生開啟了石窟寺研究的學術之路。1947年，宿白先生參加整理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籍，從繆荃孫抄《永樂大典》殘本《順天府志》中發(fā)現(xiàn)引自元末《析津志》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一文，文中記錄了大同云岡石窟的重修情況，是云岡研究史上當時尚不為人知的文獻。宿白先生1951年寫成《<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初稿，結(jié)合已有的考古成果，排列出云岡第二階段洞窟開鑿的先后次序及第三階段終止的年代。又經(jīng)長達五年的反復修訂，發(fā)表在1956年第一期的《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一經(jīng)發(fā)表便引起了國內(nèi)外尤其是日本研究者的廣泛注意，也成為宿白先生佛教考古的發(fā)軔之作。

宿白先生(前排左五)和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yè)1952級同學在云岡石窟實習

由于日本學者早在20世紀初便開始了對云岡的考察和研究，20世紀30年代就已有多位學者發(fā)表了相關研究文章，并出版了云岡石窟的圖錄。京都大學的水野情一、長廣敏雄1938-1945年間，利用八年的時間對云岡石窟進行了全面的測量、調(diào)查和記錄，他們的研究成果《云岡石窟——公元五世紀中國北部佛教石窟寺元的考古學調(diào)查報告》共十六卷三十二冊，卷帙浩繁，代表了當時日本學者研究云岡石窟的最高水平。而宿白先生文獻與考古實際相結(jié)合做出的結(jié)論，對日本學者的云岡分期方法提出了挑戰(zhàn)。

1978年，宿白根據(jù)此前的成果，進一步寫成了《云岡石窟分期試論》，發(fā)表在《考古學報》上。這一系列新的研究結(jié)論使日本學者再也按捺不住，1980-1981年，長廣敏雄先后在日本《東方學》雜志上發(fā)表《駁宿白氏的云岡分期論》、在《佛教藝術》上發(fā)表《云岡石窟之謎》，對宿白的研究進行了激烈的反駁，甚至質(zhì)疑先生采用的文獻的真實性。1982年，宿白發(fā)表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發(fā)現(xiàn)與研究——與日本長廣敏雄教授討論有關云岡石窟的某些問題》，答復了日本學者的質(zhì)疑，也對《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真實性做出了論證。后又通過《平城實力的集聚和“云岡模式”的形成與發(fā)展》等文章，進一步闡釋了自己的觀點。這一系列的研究體現(xiàn)了宿白先生在石窟寺研究上的兩個重要特點，也反映了中國歷史考古學上的兩個重要問題，一是中國歷史考古學應如何對待歷史文獻，二是中國歷史考古學應如何運用“類型學”方法。

1990年，長廣敏雄撰寫《中國石窟》一書《云岡石窟(二)》(日文版)中《云岡石窟第9、10雙窟的特征》，在其中一個“注”中終于承認：“從文獻學角度出發(fā)，宿白教授的推論當無誤，因而分期論也是符合邏輯的，作為‘宿白說’，我現(xiàn)在承認這種分期論。”終于部分同意了宿白先生的觀點。對此，已故的考古學家徐蘋芳先生有一番精彩的評價：“學術的發(fā)展和進步，與歷史的發(fā)展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它是不以個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的。‘落花流水春去也’，長廣教授所代表的中國石窟寺研究的時代已經(jīng)結(jié)束了，以宿白先生為代表的中國歷史考古學家所創(chuàng)立的中國石窟寺考古學已經(jīng)建立。”宿白先生被公認為中國佛教考古的開創(chuàng)者。

宿白先生(后排右一)與翦伯贊、周一良、鄧廣銘、張政烺、蘇秉琦等在北京大學臨湖軒接待以原田淑人為團長的日本考古學協(xié)會中國視察團

從云岡出發(fā)，先生佛教考古調(diào)查的足跡遍及大江南北，東至遼寧義縣萬佛堂，西至敦煌莫高窟、克孜爾石窟，南至大理石鐘山石窟，對國內(nèi)主要石窟都作過測繪或部分測繪、記錄和研究，研究領域遍及石窟寺、佛教寺院和佛塔，寫下了《敦煌七講》、《中國石窟寺研究》、《藏傳佛教寺院考古》等煌煌巨著。

考古之路常常充滿艱辛。位于新疆的克孜爾石窟是龜茲古國現(xiàn)存規(guī)模最大、時代最早的石窟寺，開鑿在克孜爾鎮(zhèn)東南明屋塔格山的懸崖上，宿白先生曾多次前往考察。1979年的一次田野調(diào)查中，先生還遭遇了一次危險。當時先生從兩座石窟之間的長方形小窟之間攀巖而過，因為年事已高，腳踩不穩(wěn)，險些跌落懸崖下的溝底。先生回憶：“因為上了年紀，我沒能快速跨出右腳，借勢進窟，結(jié)果用左腳試著找落腳點找了好多次，幸好最后還是平安跨過了。后來有人告訴我，當?shù)匚墓芩?jīng)有一位年輕同志，就在跨越這個地方的時候一腳踩空，不幸墜崖身亡。”田野考古中的種種難以預料的困難和危險，從未阻斷先生的腳步，耄耋之年還曾帶領學生到南京棲霞山石窟和洛陽龍門石窟實習。

篳路藍縷 開啟西藏考古之路

在宿白先生的佛教考古研究中，藏傳佛教寺院研究格外引人注目。雄踞高原的西藏地區(qū)，無論自然景觀還是文化面貌，在中國的土地上都獨樹一幟、別具風情，神秘而迷人，始終吸引著世界的目光。近代意義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從歐洲人開始的，意大利人朱塞佩•杜奇(Giusepp Tucci)自1929至1948年曾八次入藏調(diào)查尋訪，搜羅了大量文物，也出版了相應的研究著作。盡管這些工作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意義，但在專業(yè)性、系統(tǒng)性和深度上都有相當?shù)那啡薄Ｐ轮袊闪⒑?，隨著國家的統(tǒng)一，對不同地區(qū)和不同民族文明進程、歷史記憶與文化遺產(chǎn)的關注，促使人們把目光再次投向西藏。對西藏自治區(qū)境內(nèi)的文物古跡進行綜合性的調(diào)查，早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初便已經(jīng)列入黨和國家的宏觀文化規(guī)劃之中。

1959年，中央文化部組織了專門的西藏文物調(diào)查工作組，入藏開展工作，宿白先生即是其中的主要成員。6月-11月間，文物調(diào)查組乘汽車從藏北進藏，途經(jīng)藏北、拉薩、山南、日喀則等西藏大部分地區(qū)，行程數(shù)萬里，時間近半年。宿白先生回憶，“我身體健康，沒什么高原反應，吃住和行動都能適應。解放軍把寺廟的鑰匙給我們，用專車拉著我們到處跑，愿意上哪兒就上哪兒，所以工作效率很高。”當時調(diào)查組成員每人一部照相機，宿白先生拿的是一臺“萊卡”機。調(diào)查期間大家拍了大量照片。除了照相，每個人都做了大量筆記。宿白先生還用日記的形式記錄了調(diào)查全過程。當時，幾乎每調(diào)查一座寺院，先生都會繪制平面圖和立面草圖，保留了大量珍貴的圖像資料。關于這些草圖，在考古界還有一段傳聞：宿白先生當年在西藏調(diào)查了大量的寺廟和建筑，條件有限，無法用尺子一一測量。雖是步量目測，卻“八九不離十”。據(jù)說后來有人用尺測量，發(fā)現(xiàn)確實相當精確。先生治學的嚴謹與田野調(diào)查的功力可見一斑。

時隔近三十年，宿白先生受西藏文管會的邀請，第二次入藏，十余天的短期考察使他痛心地發(fā)現(xiàn)，當年考察過的很多寺院已在十年浩劫中被毀。先生決心將兩次入藏搜集的資料重新進行整理，對藏傳佛教寺院進行考古學的研究。此時的宿白先生已年近七旬，為了更好地掌握和參考藏地文史資料，他在古稀之年開始了這門新領域的學習和研究，參考了大量漢文、藏文和外文資料。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工作人員在接受宿白先生贈書時發(fā)現(xiàn)，先生藏書中西藏歷史文物的一類，大約有260余冊，幾乎涵蓋了2000年之前所有的漢文西藏政教歷史著作，都是為撰寫《藏傳佛教寺院考古》所輯聚的。先生自陳：“寫(《藏傳佛教寺院考古》)的時間，實際也是我讀書學習的時間，邊讀邊寫。”先生對待學術的嚴肅、性格的謙遜，在研究中表現(xiàn)出的驚人毅力，令人肅然起敬。

藏傳佛教寺院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工作在當時幾乎是一片空白。宿白先生認識到，自西元7世紀中葉到上世紀五十年代，西藏長期處于政教合一的社會狀態(tài)，其間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藝術等歷史，都在佛寺遺跡中有所反映。因此，對西藏佛教寺院的研究，其意義也就絕不限于寺廟建筑領域本身，也涉及到西藏歷史的諸多方面。先生的研究，也就格外注意通過對于藏傳佛寺的研究，傳遞更深的歷史訊息。例如先生在對拉薩大招寺第二階段建筑遺存進行剖析時，發(fā)現(xiàn)了11世紀中國內(nèi)地斗拱的典型樣式，從而推斷當時的雪域高原就可能已經(jīng)有內(nèi)地工匠活動，這些內(nèi)容在目前發(fā)現(xiàn)的任何文字資料中都沒有記載。

經(jīng)過先生近八年的不懈努力，1996年《藏傳佛教寺院考古》一書完成付梓。這部著作近30萬字，400頁，配有數(shù)百幅照片和線圖。先生用考古學方法把藏傳佛教54處寺院、89座建筑進行了分期研究，并按時間順序畫了一張十分詳細的藏傳佛教寺院分期圖，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西藏寺院五期六段的分期方法，并闡明了各時期演變的社會意義。書中的大量草圖和照片成為重建修復西藏著名佛跡的珍貴資料。此外，書中還記錄了甘肅、青海、內(nèi)蒙古明末以前和元大都、杭州兩地的藏傳佛教遺跡的少量資料，對于全面了解當時藏傳佛教的分布有著重要意義。這部著作被譽為西藏歷史考古學的奠基之作。

西藏芒康的古鹽井

宿白先生不僅在學術上，為西藏考古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還一直關注西藏的文物保護事業(yè)。2009年，已87歲高齡的宿白先生得知云南德欽故水電站即將修建，工程可能導致西藏芒康鹽井鹽田被淹沒，一向關注中國文物保護事業(yè)、對西藏有特殊感情的宿白先生立即命筆給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寫了一份情辭懇切的信，不僅表達了保護芒康鹽井鹽田的心愿，還提出了寶貴的可行性建議。這封信引起了國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視，局長單霽翔親自帶領工作人員來到芒康進行實地調(diào)研，聽取當?shù)夭刈迕癖姾突鶎游奈锕ぷ髡叩囊庖?，最終使這處文物納入國家保護計劃，避免了水電站工程的威脅。芒康，這座茶馬古道第一古鎮(zhèn)上的千年鹽田風景得以延續(xù)。

講臺上的一甲子：新中國考古教育的開創(chuàng)者

在宿白先生九秩華誕之際，故宮博物院前院長、吉林大學考古專業(yè)創(chuàng)始人之一張忠培這樣總結(jié)先生為中國考古教育做出的貢獻：“宿白先生是北京大學考古專業(yè)的一位主要創(chuàng)辦人，同時，他也是被譽為‘考古學的黃埔軍校’的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的教學和主要教學管理人員。我國自50年代起參加考古、文物、博物館和大學教學工作的絕大多數(shù)考古專業(yè)人員，無不是宿白先生的直接與間接的學生，宿白先生的桃李不但遍布中國大陸，還分布于境外的一些地區(qū)與國家。宿白先生是中國大學考古學科教育的開山鼻祖，是中國考古學的杰出的教育家。”

宿白先生在考古學教學崗位奉獻的一甲子，為中國考古事業(yè)培養(yǎng)了無數(shù)優(yōu)秀人才，可謂桃李滿園，一天星斗。曾任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主持過北京元大都、金中都，杭州南宋臨安城和揚州唐宋城的考古勘察發(fā)掘工作，為中國歷史文化名城特別是北京舊城大聲疾呼的考古學家徐蘋芳，是宿白先生最親密的學生和朋友。在石窟考古、佛教美術領域深有造詣，繼宿白先生后成為這一領域優(yōu)秀代表的馬世長，是在宿白先生指引下，走近石窟，走上了佛教考古的道路。守望敦煌半世紀，被稱為“敦煌的女兒”的樊錦詩，也正是參加宿白先生的帶領的田野實習中，第一次來到莫高窟。

宿白先生(前排居中)和北京大學考古專業(yè)1956級同學在云岡實習

曾有人這樣概括中國考古學教育的發(fā)展：“中國考古學的大學教育與中國的考古學學術研究發(fā)展到今天，追根溯源，一是中國科學院成立了考古研究所，另一是北京大學破天荒地開辦了考古專業(yè)。” 勇開風氣之先的北京大學，1922年即在國學門(后改名文科研究所)成立了以馬衡先生為主任的考古學研究室，外聘羅振玉、伯希和等為考古學通信導師。1983年7月11日，北京大學校長辦公會議決定，考古專業(yè)從歷史系分出而獨立建立考古系，任命宿白先生為第一任系主任，成為北大考古學系歷史上的又一里程碑，先生也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了北大考古教育的發(fā)展。

北京大學考古系建立后，宿白先生擔任第一任系主任

宿白先生1948年即開始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考古教研室任教，雖然于1992年退休，卻并未因此而遠離講壇，耄耋之年還在為北大考古系的研究生開設課程，并親自帶領學生進行田野實習。2001年，年近八旬的宿白先生為考古系的博士生開設了一門漢唐宋元考古課程，主要講述唐代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聽過這門課的學生回憶：“宿先生講課極為認真，事前都寫好詳細的講稿，課上涉及到的引用文獻，即便是較大段落，也親自板書，供大家抄錄。講起課來也很和藹。”宿白先生備課的認真，沒有親臨課堂的人也能感受到。近年來，文物出版社陸續(xù)出版了宿白先生未刊講稿，收入了大量的教案、手稿和各類手繪圖，先生對待教學的嚴謹認真、一絲不茍令人折服。

宿白先生重視將文獻與實物相結(jié)合的學風也對學生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在北大考古文博學院任教的秦大樹曾師從宿白先生，在教學中就深受宿白先生這一理念的影響：“宿白先生非常重視和善于在考古研究中運用古代文獻。他在教授研究生的課程時，便要求學生‘聽歷史系的文獻課和斷代史課’，一是要‘了解歷史’，二是要‘學會怎么收集和利用文獻’。”優(yōu)良的學風，就這樣一代代得到傳承和發(fā)揚。

宿白先生(右二)和北京大學考古專業(yè)1953級同學在洛陽實習

宿白先生對待學生治學要求嚴格，批評從來直言不諱，曾經(jīng)在給高年級學生開具必讀書目時，切中肯綮地指出“大學教育學科越分越細，學生文化素質(zhì)明顯下降”，在讀書的深度與廣度及研究方法上提出嚴格的要求;先生對學生的成長又非常寬容，多有鼓勵之語，常勉勵從事考古的學子風物長宜放眼量，“應當把眼光放遠一點，我們首要的是學好本領。學習的方面要寬闊一些，因為你將來從事的考古工作復雜多樣。其次是做好迎接較辛苦但很有意義的田野的工作的思想準備。不要為暫時出現(xiàn)的出路問題而自找煩惱”。 就在最近，宿白先生還寄語青年學生：學生最重要的就是念書，工作以后有的是時間做。要珍惜做學生的時光和機會。

2010年，先生將自己畢生的藏書捐獻給了北京大學圖書館，這批藏書以考古、文史為主，不乏稀有的線裝書、拓片，截至2010年底，已捐贈捐贈書刊11641冊、拓本135份。這篇贈書都是先生讀過、使用過、批點過并一直在用的，和宿先生的學術人生密切相聯(lián)，是這位考古大家一生學術工作的積累，伴隨和反映著中國考古學發(fā)展、涵蓋考古學的多個領域且比較系統(tǒng)完整，十分珍貴。2011年，經(jīng)過各方的籌備和努力，宿白贈書室在北京大學圖書館311室正式向讀者開放，幾千冊珍貴的書籍在架供師生借閱。這是宿白先生留給北大的又一筆財富。

宿白先生閑暇時喜歡治印，曾有一方印云：“以壽補蹉跎”，先生的一生摯愛考古，潛心學術，著作等身，可謂從無荒廢蹉跎，但先生卻總是覺得時不我待，在鮐背之年，仍愿繼續(xù)投身考古學的發(fā)展，興味不減。他至今仍堅持科研、讀書不輟，并始終親力親為。這是考古學的感召，是教書育人的魅力，也是先生一生為學、為師精神的折射。

先生成就卓著，仰之彌高，常有媒體希望能采訪先生，先生總是婉拒，說“我只是一個教員，一個北大的教員。”說到過往的酸甜苦辣也只是一個詞——“不苦”。 當大家祝賀先生獲得“蔡元培獎”時，先生非常謙遜地說：“我沒有做過什么。”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將一直澤被后學，也匯入北大學風與師風的長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