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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招及其政策公平性研究綜述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 2010- 2020) 提出:“堅持育人為本,以改革創新為動力,以促進公平為重點,以提高質量為核心,全面實施素質教育,推動教育事業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科學發展”[1]。教育公平問題被放到了重點關注的位置。高等學校招生公平是教育公平重要的組成部分,如何有效解決當前眾多的高招不公平問題,是高招政策必須要面對的問題。目前眾多的高考不公平問題,最終都可以還原為政策和制度問題[2]。所以,高招政策僅僅具備公平的理念還遠遠不夠,研究和建立高招政策運行的公平機制是從根本上解決高招中不公平問題的關鍵和保障。

        1 高招公平和高招政策。

        高等教育機會公平的問題一直是高等教育學和社會學研究的熱點問題。從導致高等教育機會不公平的因素來看,既有不平衡發展、歷史形成的社會經濟和文化教育差距而造成的不公平,又有因政策安排而導致的不公平。高招公平又是體現機會公平的一個關鍵點。在眾多對高招制度的研究中,大體上可以分成兩條主線: 即對高招公平的研究和高招政策公平性研究。在對高招公平研究的過程中,經歷了最初的對基本概念、基本特征、公平與效率的理論研究,到后來基于教育公平的基礎上對高考地域、階層、性別、年齡、城鄉等實踐方面的跨越性研究,并提出了高招改革的相關建議。與此同時,對高招政策公平性的研究也從單純的對政策進行分析和解讀,通過對具體的招生、錄取環節以及政策整體的運行進行研究過渡到對具體高招政策的公平性研究,豐富了有關高招研究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1. 1 高招公平界定的研究。

        許多學者結合國內外的研究試圖對于高招公平的定義做出一個合理的描述。

        有學者認為高招公平是社會公平與公正的重建,公平帶有明顯的操作性,強調衡量標準的同一性。高考的實施和運作,更多的是反映對公平原則的理解和操作[3]。有的認為高招公平的核心是高等教育機會均等。是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平等和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均等。在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高等教育公平還意味著在教育機會均等的條件下,社會中處境不利的人群或弱勢群體在接受高等教育方面沒有來自制度和其他人為因素而造成的障礙[4]。有的學者認為高招公平是指選拔人才的制度公平。表現為起點公平、機會公平、程序公平和結果公平[5]。

        通過對現有文獻的歸納,研究者對高招公平概念的共識為: 高招公平,即受教育者在享有教育機會和過程均等的條件下,平等地享有選拔制度的公平。

        1. 2 高招政策的定義研究。

        對高招政策的界定大多是移植了政策科學的定義。政策科學最初產生于 20 世紀 50 年代初期的美國,發展至今,國外學者對政策的定義有十幾種,較能達成共識的是卡爾·弗里德里希的提法:政策是“在某一特定的環境下,個人、團體或政府有計劃的活動過程,提出政策的用意就是利用時機、克服障礙,以實現某個既定的目標,或達到某一既定的目標”[6]。國內學者對政策也有不同的定義。陳慶云認為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據特定時期的目標,在對社會公共利益進行選擇、綜合、分配和落實的過程中所制定的行為準則[7]。陳振明認為:”政策是國家機構、政黨和其他政治團體在特定時期為實現或服務于一定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目標所采取的政治行為或規定的行為準則,它是一系列謀略、法令、措施、辦法、條例等的總稱[8]。

        高招政策是政策科學在教育領域的應用,是政府、高校與社會招考機構等組織對高等教育入學機會進行權威性分配與調節所制定的行為準則。由于不同歷史發展時期的政治經濟體制所遵循的社會價值取向不同,高考政策的受益階層與群體會發生明顯變化[9]。因此,“高招政策”可定義為: 為了實現“高招”這一目標,國家相關教育部門為了對高等教育入學機會進行權威性分配與調節所提出的一系列運行準則。

        2 近幾十年高招公平研究的軌跡。

        通過期刊全文數據庫檢索“高考公平”一詞,截至 2010 年 12 月,可以檢索到 1997 年后公開發表的論文1 073篇,其中,1997 年 -2000 年僅 51 篇,而 2001 年 -2010 年則有1 022篇。很明顯看出不同的學術研究狀況體現了不同的社會發展背景的影響。我國高等教育從“精英教育”轉向“大眾教育”,大眾對享受優質教育的需求與教育資源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高招公平問題就成為了這個時期學術界以理論回應現實的焦點問題。

        從檢索到的文獻分布來看: 2000 年前學術界對高招公平問題的研究還是初步探討,主要關注在理論層面。而 2000 年之后,高招公平研究的關注點不斷增多,在關注的焦點問題上突出表現在高考區域公平,高考入學機會均等,高考錄取公平性,自主招生公平性,高考加分公平性,等等[2]。對我國高招公平問題的探討及對現狀的判斷的研究逐步深入。如張和生、彭勇的研究,不僅從理論層面論證了“維護公平”是高考制度演進的邏輯基點和基本價值取向,還從實踐層面分析了轉型期我國高招公平問題及產生的根源并探討了實現高考公平的基本途徑。認為當前高招公平問題的實質是轉型時期新舊體制碰撞、不同價值激蕩和非均衡發展矛盾凸顯帶來的系列問題在教育領域的集中體現。應從理順管理體制、改進考錄制度、優化高考運行機制和社會生態環境等方面入手,推進高考公平性建設[10]。閭丘露薇提到:

        任何一個選拔的方法,總是會有自己的缺陷,所謂公平,就是在當時的大環境下,選擇一個喜愛相對其他方法缺陷最小的。高考就是這樣,在目前的社會環境下,用高考分數來進行選拔,是最能夠防止人為因素的[11]。白華蘭在其論文中指出:

        高校招生公平問題是歷史過程中的階段性問題,現階段高校招生政策和操作規定總體上是公平的,但還存在一些不公平現象,需要不斷改革和完善高校招生運作機制以實現高考招生政策的公平性[12]。

        在對影響高考公平的體制性障礙方面學者們認為以下幾點制度影響了高招的公平: 一是社會人才觀和就業體制、用人機制的固化致使高考不堪重負。高考的很多問題是教育以外的綜合因素造成的。二是社會誠信體系和監督機制的缺失。

        不能較全面、綜合、自主地評價學生。三是高校招生考試管理體制滯后帶來的制度失效和政策異化。四是高考制度、內容及手段落后于形勢的發展。五是高考公平缺乏法律支持。由于缺少法律的權威性,各地紛紛出臺超越國家政策的“土政策”[13]有的學者對高招的公平與效率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如劉海峰在其著作《高考改革的理論思考》中提到: 高等教育存在著大量的公平與效率問題。通過融會古今的研究,可以看出考試選才中存在著一系列的公平與效率矛盾,在高考改革的各個環節,都會遇到考慮公平還是側重效率的問題。充分認識高考改革中的公平與效率問題,對我們全面客觀地了解高考、科學地推進高考改革具有重要意義[14]。

        學者們從對公平的概念理解出發,逐步過渡到高招公平所反映的教育公平等社會問題,再到對影響高招公平的制度問題進行研究,最后提出了相關的改革建議等,深化了對高招公平問題的多角度思考。這些通過不同角度針對高招公平作出的研究,讓我們對高招公平有了最直接的認識。從全局審視公平是必要的,但并不能完全概括地方的特殊性,對不同省份涉及的公平問題更值得我們去關注。

        3 有關高招政策公平性研究的發展。

        我國高招政策研究是在 20 世紀 80 年代后迅速發展起來的,并成為科研新的生長點,各種有關高招政策的研究成果紛紛涌現。

        通過期刊全文數據庫檢索“高考政策”

        一詞,截至 2010 年,可以搜索到 1997 年后公開發表的論文1 026篇,其中,1997 年至 2000 年僅有128 篇,而 2001 年至 2010 年則有 898 篇。這個數據從另一個角度說明,高招政策公平性研究的發展與其相關學科的發展和高招實踐休戚相關。

        對高招政策公平性的研究,最初的都是有關制度的改革研究。厲浩通過對高考有關數據的分析,對高考制度改革措施可能產生的各種結果進行定量的預測,從而提高改革措施的實施效果[15]。張耀萍通過在分析高考形式的公平性與科學性二者獨立性的基礎上主張建立以統一高考為主體的分層分類考試體系來促進公平選才與科學選才的結合[16]。錢鐘認為改革主要涵蓋兩方面內容: 學生素質的評價機制,政府與高校在學生錄取中權限的合理分治[17]。胡東芳指出,1994年以來,高考政策總體表現出多元發展的特點,高考政策方面有重大的、產生深遠影響的制度性改革。這些改革突出地體現在增加個人的選擇性、加強素質的導向性、促進高等教育發展以及注重人文關懷性[18]。

        有的學者深入分析了高招制度在公平性上的一些弊端,如辛彬指出: 一是以省為單元組織錄取,招生政策和錄取線標準由各省制定,不同省份的錄取標準差別較大,發達地區與不發達地區的錄取標準成倒差。二是“萬人一卷”導致區域間的不平衡性。同時,用同一套試卷來測試不同層次、不同區域的考生,又作為不同層次、不同培養目標、不同要求的高校的錄取標準,影響了試卷的區分度和效度,使高校難以根據自身的培養目標來選擇人才。三是一次高考定終身,沒有給考生留下選擇的余地和空間。四是“一次性集中錄取定終身”,由于填報志愿和錄取時間較短,多數考生對自己填報高校的有關情況了解并不全面。五是只注意分數,僅以文化知識作為唯一的評價手段,難以衡量一個人的全面素質[19]。

        直接對高招政策公平性相關內容進行研究和分析,涉及招生計劃、招生考試、招生錄取等方面的政策。如張琳娜主張高考招生錄取應在“以人口基數為主、兼顧效率、輔以補償”的原則指導下實行“分省定額”的名額分配政策,并逐漸過渡“全國統一考試、統一錄取”的制度。同時,要加大管理制度改革力度,完善和健全各規章制度,建立和健全高校自我約束和監督、制約機制,保證生源計劃的合理性,把“陽光工程”落實到實處[20]。

        李小娟在論文中提到現行高考公平中的誤差分析主要包括高考程序中的系統誤差分析和操作環節中出現的偶然誤差分析,并提出了完善高等教育布局,改革戶籍制度,逐步實現高考起點的公平和完善高考配套措施,改革現有的高考錄取制度等相關意見[21]。

        有的學者指出當前應關注招生制度的改革,如楊東平認為近幾年來的高招的改革,主要集中在考試科目、內容、方法的改革,而對招生制度幾乎沒有觸動。他認為就保證教育公平而言,最需要改革的是招生制度。因為招生制度對教育的公平的影響更為深刻和強烈,主要表現在: 不均衡的配額制度導致嚴重的地區差距; 研究性大學招生的本地化傾向; 不合理的特殊政策加劇了教育不公平; 高考舞弊和教育腐敗[22]。還有學者提到招生制度規則的公平性進展可從招生各環節工作是否公平、公正; 招生政策是否公正地對待每個人來具體體現[23]。招生全過程中,要實行重大事項集體議事制度,從考生的報名、建檔、體檢、統考、閱卷、錄取等各個環節維護國家教育考試的嚴肅性,體現公正性和公平性,營造“公平公正”的考試環境和良好的社會風氣[24]。

        隨著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斷深化,人們更加關注在公平正義原則下的高招制度的建設。提出了構建一個公平正義的、和諧健康的高招體制和構建公平正義的高招與和諧健康的高招政策。實現這一目標,首先要進行具體制度的創新,其次必須實現政策理念的轉變和社會環境的改善。在具體制度創新方面要改革招生計劃制度、招生考試制度、招生錄取制度、特殊招生制度、自主招生制度等。從根本上解決現行高招政策不公平、不正義的問題,包括以公平正義原則為指導,依法治理高招; 優化高等教育資源配置,為創建和諧高招創造條件[25]。

        我們可以看到對高招政策公平性的研究是建立在高招公平的基礎上的,但在對政策的解讀中,大多數學者只是站在宏觀的角度來把握全局,忽視了微觀省份的特殊性,這也就必然導致了研究結論的籠統性,而缺乏針對特定省份研究的代表性,從而導致目前大部分研究代表性不夠明確。

        4 研究中值得關注的問題及研究前景。

        經過幾十年的改革,我國高校招生制度公平性雖然已經取得了明顯的進展,但還是在很多方面存在著問題。高招公平問題的產生是在一定的社會背景下形成的,對高招公平問題的研究也隨著時代的發展在一步步地深化,但現有的相關研究大多是站在全國的角度去統籌整個高招公平問題,缺乏具體的數據支持以及個案的特殊性研究,缺乏在總體框架下的分類研究。這些都是在以后的研究中需要重點關注問題。

        從高等學校招生考試的目的和運行程序來看,我國高校招生制度包含 3 個方面的內容: 招生計劃制度、招生考試制度和招生錄取制度。3 個制度中都包含著豐富的內容,既有其各自的獨立性,又互相關聯。各級政府所制定的與之相關的政策決定了高招的公平性程度。因此,需要進一步加強對高招政策公平性對高招公平的影響的認知,優化高招政策的運行環境。通過選取特定省份研究,加強研究的針對性和有效性。通過對具體省份的定性及定量相結合的研究,文獻研究與實證研究相結合創新研究方法。通過在高校招生制度總框架下上述 3 個方面的分類研究,使研究更具有系統性,更為深入,政策性建議更有針對性和可行性,從而對各級政府的決策提供更好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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