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陳翰笙有關中國農村研究的思想與方法（下

　　不僅如此，土地既是財富的主要存在形態，同時也是財富增殖的主要源泉，從而使得商人、高利貸者、軍閥等都對土地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因此雖然各種經濟形態在現實經濟活動中扮演著多樣的角色，但它們的終點是土地。財富形態是經濟土地權與貨幣權合一，土地也就成為階級支配的主要工具。陳翰笙分析：“的地主與外國的地主不同，大都是多方面的人物，他們是收租者、商人、盤剝重利者，行政官吏。許多的地主兼高利貸者，可以變成地主兼商人，許多的地主兼商人，又可地主商人兼政客，同時許多商人、政客也可以變為地主。地主大半有槽坊、油廠及義倉。另一方面，貨棧及什貨店主人，就是地主受押人，終究要變為土地的主人，這是著名的事實。”②正因為土地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的核心地位，陳翰笙認為，大土地所有制在是根深蒂固的，大地主不斷推陳出新，農民也就日益的貧困化。所以他說：“如此高昂的地租，加上所有隨之而來的各種負擔，壓農民身上，并把他們驅逐到高利貸者那里。??許多農民借貸谷物度荒，有些農民只能典他們的衣服、家具、甚至鋤頭、草把、耙子、梨等等。谷物貸款的利息通常半年為百分之三十;當鋪的月利是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有時高到百分之六，沒有人能夠想象??有哪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可能有這么高的利率。破產的農民通過抵押過程迅速失掉他們的土地;由于不被工業接受或吸收的無地農民不斷增加，工資總的說來正在下降，各種形式的租金則在上升。這樣一來，破產現象便不斷重演，并且加速了這一過程，直到農民無產階級化。”③但陳翰笙又認識到，近代的大土地所有制與資本主義農場經營并不是一回事，而是出現了土地所有權集中與使用權日益分散的相對立的發展方向“， 農場的經營過于細小，佃農和雇農也不能雇長工。在這種情形下，地權愈集中，耕地愈分散而縮小。經營面積也很少能擴大，所以勞力的應用愈難。”④ 他通過大量的調查資料證明這種發展趨向，并在與托派的論戰中，斷定農村問題的實質都是封建性的土地所有制關系問題。⑤農村社會諸問題是社會問題的重心，土地關系是社會經濟運行機制的基礎，因此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的入侵，的農村、農民與農業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世界經濟體系，成為殖民地經濟的組成部分。陳翰笙對此有深刻的認識，他說：“就連的富農如今也在縮減他們的耕地面積以及他們的勞動力。??他們擔不起那種幾乎肯定會由變幻莫測的經濟和政治形勢引起的種種風險。

　　他們也經不住日益增加的進口農產品的沖擊。??凡是研究過情況的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幾乎都在那里發現了大量的封建殘余，但是只有極少數學者沒有忽視的政治經濟中那種復雜的殖民地性質，這種殖民地性質實際上更加有助于加強目前封建關系的韌性，甚至強度。———農民不但在受封建主義之害，而且也在受資本主義之害，不但正在受生產不足之害，也在受國外生產過剩之害。”⑥正是立足于農村的生產關系，圍繞著農村的核心問題分析近代錯綜復雜的政治經濟格局，使得陳翰笙能科學地認識農村經濟面臨著生產不足和生產過剩的雙重危機。前者是由封建生產關系的參與所造成的，而后者則是因為近代以來農業經濟逐漸的被納入到世界經濟體系中，帝國主義剩余農產品在的傾銷所造成的。借助于此，人們進一步得以了解理清了小農經濟的封閉性和非封閉性以及曲折發展的多重因素。

　　三、實地調查與科學分類：陳翰笙農村經濟的研究途徑。

　　經過與馬札爾的激烈爭論，為了落實對社會的認識，陳翰笙回國后，從唯物主義的歷史進化論出發，決定以調查為主要手段開展工作“， 在莫斯科的這場爭論，使我認識到，作為革命者，不了解自己的國家，就無法決定革命的方針路線，因而決心返回祖國，一定要對的社會作一番全面的調查研究”①。1929 年他在擔任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副所長(所長蔡元培兼) ,主持社會學組，成立調查團，對無錫農村各種具有代表性的22 個自然村進行挨戶調查。1930 年，他又組織了河北保定的農村經濟調查，1933 年至1934 年，又組織了廣東農村經濟調查以及山東、安徽、河南煙葉產區的農村經濟調查。1933 年，他為了擴大調查研究力量，還籌劃建立了群眾性的學術團體，發起成立農村經濟研究會，出版《農村》月刊。從1934 —1943 年《， 農村》雜志成為運用馬克思主義探討農村問題的重要刊物，發表了大量有價值的文章。在農村調查過程中，他集結和培養了一大批青年經濟學者，如薛暮橋、孫冶方、錢俊瑞、孫曉村、張錫昌、狄超白、王寅生、姜君辰、秦柳方等，他們后來均為新經濟理論界支柱人物。

　　社會調查是陳翰笙力倡的研究方法，他認為農村研究缺乏切實可信的資料，1930 年他撰有《農村經濟研究之發軔》指出“， 社會與統計尚在極幼稚時代。研究社會學者苦無可靠可用之材料。??目前急須從事社會經濟之調查與統計”②。在此基礎上，陳翰笙提出了關于農村調查和研究的基本思想。但如此之大，如何著手調查，陳翰笙認為，“江南、河北和嶺南是工商業比較發達而農村經濟變化得最快的地方。假如我們能夠徹底了解這三個不同的經濟區域的生產關系如何在那里演進，認識這些地方的社會結構的本質，對于全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程序，就不難窺見其梗概;而于挽救今日農村的危機，也就不難得到一個有效的設計”。③農 村問題相當龐雜，科學分類是研究得以進行的重要門徑。因此陳翰笙深知“首先就要考慮到分類問題”。“根據土地關系和雇傭關系”，將農民分成地主、富農、中農、貧農、雇農這五個階層“， 這是最科學的分類方法”。他批評非馬克思主義的農村調查說：“它們都自封于社會現象的一種表列，不會企圖去了解社會結構的本身。大多數的調查側重于生產力而忽視了生產關系。它們無非表現調查人的觀察之膚淺和方法之誤用罷了。④”正如與陳翰笙一同開展農村調查的錢俊瑞在解放后指出的“， 我們是用馬克思主義作指導，用階級分析方法，著重點放在農村生產關系方面，用以揭露階級矛盾、階級剝削，他們很多是用資產階級的庸俗社會學方法，調查對象放在生產力方面，用以掩蓋階級矛盾，為封建剝削關系辯護。例如在農戶分類上，我們用的是富農、中農、貧農、雇農，以所處經濟地位來劃分，他們卻用自耕農、半自耕農、佃農等，用經濟形式來劃分。這兩種不同的分類方式，決定了揭露還是掩蓋經濟矛盾的根本問題”。⑤處于這些分類前提的思考，具體調查方法也得以合理設計，分為兩種，一是分戶挨家調查，二是分村調查。調查方式則分為三個步驟：一是事先設計，即預先造出調查表;二是進行實地調查;三是事后分析。整個調查過程要由一個人自始至終主持，以避免前后不一致與脫節。隨著陳翰笙對農村社會認識的深化，他在調查方法上還不斷改進，如保定調查與無錫調查就有所差別“， 據無錫挨戶調查之經驗，若干事項非每戶所能詳答。所答含糊，反有礙統計。故在保定，擬作農戶抽樣之調查。保定挨戶調查之表格，其形式較無錫者大加改良。紙張大小劃一，免折疊與展開之煩”①。

　　在科學的工作方式下，1929 年7 —9 月，無錫農村調查分村調查55 個村和8 個農村市場，其中22個村1 024戶為分戶挨家調查，共獲得2 000多個數據。1930 年5 —8 月保定農村調查普查性的分村調查為72 個村莊和6 個農村市場，分戶挨家調查的有11 個村2 119戶農民。這些調查為正確認識農村奠定了確鑿無疑的資料基礎，正如陳翰笙后來將之與其他農村調查進行比較后認識到的“， 過去，也有人搞過一些農村調查，不過那里為了慈善救濟事業，或為了改良農業，或為了完成某個社會改良的討論題目而已，這都是些表面的，沒能深入下去了解社會結構的本身。而象我們這種深入到農村最底層的大規模農村調查，在是一創舉”②。

　　四、余論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陳翰笙對農村問題的研究有一個理論與實證科學結合的體系，而且他并不是將土地問題單純地理解為土地所有與土地使用的問題，關注的是以這兩者為基礎而構成的社會關系、政治關系下所發生的剝削與支配。將社會現象中的關系看得比現象本身的性質更為重要。從這樣的角度，就可以理解，盡管陳翰笙認識到20 世紀30 年代的國際經濟危機對農業的沖擊，但他仍堅持近代的社會經濟形態中始終存在著內在原因，即使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影響人地比例的分配，從而導致農村經濟的破產。這也使陳翰笙與同時代的學者相比，能較為科學地運用調查方法，進而更為切實地理解了農村社會發展的實際?；仡欔惡搀舷壬鷮r村問題探討的理論與方法，筆者認為仍有幾點可值得借鑒。即：第一，解決農村問題首要之舉在于堅持馬克思主義，以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判斷、分析各種現象。第二，研究農村問題要抓住核心，就近現代社會發展歷程而言，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矛盾是主題，但是矛盾的表現是多樣的、具體的，因此一方面要關注各種矛盾，另一方面是要把握不同層次矛盾發展的內在邏輯。第三，研究一定要建立在科學的實證調查之上，必須是全面的，有層次的，既要有深度，又不能以偏概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