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及觀念人力資本與現代經濟發展的淵源

　　　　三、建立在傳統文化變遷基礎上的經濟發展的模型構思。

　　本經濟模型以熊彼特的“創新”理論作為立論的基礎， 認為現代經濟發展的實質就是一個不斷創新的過程， 沒有創新就根本談不上發展。如果一個經濟體能夠實現經濟資源有效的新組合， 能夠建立起新的生產函數， 那么， 它就會實現經濟發展和工業化。

　　建立在傳統文化和“創新”基礎上的經濟發展模型公式可以表述如下：公式： G = C(i) f(T ,I)其中： G = 經濟發展水平， C = 文化類型， i = 創新精神(系數) , T = 技術創新， I = 制度創新這種建立在傳統文化基礎上的經濟發展模式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 經濟發展是一個在傳統文化熏陶而形成的企業家階層的主導下， 通過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途徑而實現的基要生產函數的上升性變革過程。這里包含著層層推進的幾層意思。

　　首先， 現代經濟增長的動力應該到經濟體內部去尋找， 而在其中起決定作用的是傳統文化及其所包含的創新精神。

　　傳統文化的塑造定形往往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其中主要包括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歷史因素、自然條件、地理環境和政治因素等。例如， 一個靠近海洋的地區， 人們由于經常下海， 要和海浪、臺風做生死搏斗， 因而往往容易形成冒險精神和開放意識。而深居內陸山區的人們， 對外交往困難， 再加上小農經濟自給自足， 不需要走出家鄉， 因而缺乏對外交流， 長此以往， 必將形成保守觀念和封閉性格。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 導致區域傳統文化形成不同的類型， 有的是具有豐富的創新意識的， 有的是比較保守的， 缺乏創新精神的。由此可見， 創新精神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個地區千百年來沉淀下來的傳統文化因素決定的。

　　傳統文化所凝集的內在精神對一個人的價值觀念的形成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 一個人的創新精神的形成主要是由其從小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環境決定的。傳統文化與現代經濟發展的內在淵源關系表現在： 優秀傳統文化是通過企業家這個創新主體來影響現代經濟發展的。其演進路徑是， 區域傳統文化所包含的創新意識及其價值觀念在合適的條件下， 將轉化為現代工業社會所需要的創新精神， 從而在本文化區域自發地形成大批具有現代意識的企業家群體： 由于具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是地區經濟發展的主體， 這也就決定了企業家數量多的地區經濟將發展的更快， 而數量少的地區經濟將發展的更慢， 從而產生區域經濟發展上的“馬太效應”。在這個經濟發展模型中， 一個地區傳統文化中所包含的創新精神的大小是可用系數量化的，具體來說， 公式里“I”的數據， 可以通過一個經濟區域所擁有的企業家在總人口中的比例及其創新頻率計算出來。

　　其次， 企業家是通過制度創新與技術創新的雙重途徑來推動地區經濟發展的。

　　創新表現為人們在生產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全部領域中進行的創造性活動。從內容上看， 企業家的創新活動既包括微觀層面的技術創新， 也包括宏觀層面的制度創新和組織創新。其中， 技術創新是生產力的重要變革， 其作用在于開發利用新的資源、市場， 提高原有的經濟組合的效益， 甚至可以帶來新的經濟組合; 制度創新是生產關系的重要變革， 它既可能把閑置的經濟資源組合起來， 也可以從根本制度上實現資源配置方式的變革。從歷史上看， 經濟發展迅速的時代也就是創新活動密集的時代， 如英國的產業革命時期就是一個新制度和新技術層出不窮的時代;改革開放以來， 我國經濟發展得比較好的浙江省也是一個制度創新的多發區， 正是通過專業市場、民營經濟、股份合作制以及民間金融等多種形式的生產組織和制度創新， 浙江的經濟實現了高速發展。由此可見， 人類的經濟發展史就是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相互交織、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歷史。

　　那么， 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的源泉是什么? 亦是植根于傳統社會基礎上的文化精神。按照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 價值信念、倫理道德習慣以及意識形態等統稱為文化的東西， 往往是影響經濟體制變遷和制度創新路徑的重要因素， 制度的文化蘊含規定著制度變遷的方向。諾思在北京大學演講時曾說， 我們的社會演化到今天， 我們的文化傳統， 我們的信仰體系， 這一切都是根本性的制約因素。傳統文化從風俗習慣到觀念系統， 從心理到意識， 形成了對人際關系、價值取向、生活方式等的獨特看法： 傳統文化所確認的行為規則、社會關系、思想觀念在人們心里深深扎下了根， 已成為他們習以為常的東西， 成為他們的生活方式。作為傳統文化表現的習俗和慣例， 在制度創新中有兩種可能的作用方向， 一是成為制度創新借用的資源， 即將民間運行的習俗慣例升華為普遍有效的制度; 二是成為制度創新的障礙， 即它們屬于惟有改變方能建立新制度的那種類型。由此可見， 制度無非是文化進化的結果， 是各個小群體、個人的規則被更多的人接受而上升為社會規則。

　　傳統文化對技術創新的影響也表現在兩個方面，即落后的文化觀念會阻礙技術創新與進步， 這可以從的四大發明為什么沒有形成科技革命浪潮的教訓中得到答案： 而先進的、符合時代潮流的文化則能推動技術創新與進步， 這也可從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所造成的思想大解放對第一次科技革命的推動作用得到充分地體現。

　　再次， 經濟發展表現為一系列生產要素組合方式的上升性變革過程。

　　站在落后的“農業國”即發展家的角度， 經濟發展的過程就是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過程， 在這里， 經濟發展和工業化是可以劃等號的。什么是工業化? 按照發展經濟學大師張培剛的定義， 工業化就是“國民經濟中一系列基要的生產函數(或生產要素組合方式) 連續發生由低級到高級的突破性變化(或變革) 的過程”。這里所說的“基要生產函數的變化”

　　就是熊彼德所說的“創新”。由此可見， 張培剛把工業化定義為“基要的生產函數的變化”， 實際上是承襲了其老師熊彼特創新理論的精神實質， 認為工業化就是生產要素的新組合， 而把工業化定義為由低級到高級不斷創新變化的過程。

　　將工業化理解為一系列基要生產函數的上升性變革過程， 實際上意味著經濟發展是在技術創新的基礎上， 產業結構、生產組織和經濟制度不斷變革的過程。由于技術進步或技術創新， 生產要素的組合方式隨之發生根本性的變革， 即在企業內部由手工勞動轉變為機械化和自動化生產， 從而導致了微觀層次上的生產組織的變革; 隨著新興產業的出現， 原來的主導產業逐漸退出， 變成夕陽產業， 由新興產業取而代之， 這就從中觀層次上形成了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最后， 伴隨著生產組織和產業結構變革而來的， 是經濟結構的調整和變動， 我們可以稱之為經濟結構創新或制度創新。從總體上看， 基要生產函數或生產要素組合方式的變化是由技術創新引起的。因此， 從一個比較長的時期看， 工業化就是一系列生產要素組合方式由低級到高級的連續變化過程。一方面這種變化過程是由低級到高級的， 是不斷前進的， 是動態的， 它既不是往返循環的， 更不是倒退的， 而是上升性的變化過程; 另一方面， 這種變化是生產技術和制度方面的突破性變革， 并不斷由低層次向高層次轉化。這種經濟發展的結果是將一個落后的以手工勞動為主的農業國， 轉變為以機器生產為主的社會化大生產的工業國。

　　建立在傳統文化變遷基礎上的經濟發展模型的作用機理可用圖1 來表示：

　　圖1 　傳統文化對現代經濟發展的作用機理圖綜上所述， 建立在區域文化基礎上的經濟發展模型公式所得出的最終結論是： 經濟發展或工業化是一個不斷創新的過程， 創新的主體是企業家， 企業家是通過制度創新與技術創新的途徑來推動地區經濟發展的， 經濟發展最終表現為一系列生產要素組合方式的上升性變革過程。在這個模型中， 表面上看， 是企業家的創新精神和創新活動對經濟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但我們絕對不能忽視的前提條件是： 企業家的創新精神的生成是植根于傳統文化基礎之上的。傳統文化雖然不能直接推動現代經濟的發展， 但它卻通過對企業家階層形成的影響間接地推動了工業化的進程。

　　從本質上說， 傳統文化所凝集的創新精神和開放觀念是企業家精神形成的源泉， 雖然企業家階層的形成還受其他因素如國家政策及其經濟環境的影響， 但其作用均不能和傳統文化的作用相提并論。改革開放后我國東南沿海一帶迅速生成了成千上萬的企業家， 而西部企業家卻非常稀缺已經很好地說明了這個問題。因此， 以傳統文化為源泉的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 而資本、勞動力、自然資源和技術等傳統意義上的生產要素， 都不過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外在因素或不可或缺的手段， 它們只能在完善的經濟制度中才能發揮出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這就是筆者對傳統經濟學的“悖論”， 亦或是對經濟發展理論的創新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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