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語境與歷史敘事的民族本土立場（下）

　　　　然而，明清鼎革與近代轉型雖然有著民族文化心理上的相似處，但滿清入關與近代殖民化畢竟不可同日而語。對滿清，傳統知識分子仍可保持高度文化優越感。清入關后的迅速漢化說明了文化的溶解力量，也使滿漢的文化危機得以緩解。但近代殖民化歷程一俟啟動，傳統文化卻再也不能保持它 “天朝”的心態了。這次的異質文化也迥異于歷史上多次發生的異族入侵，它從民族沖突上升到種族沖突，從軍事優勢上升到現代文化對封建傳統文化的全面對峙。由之，《曾國藩》、《曠代逸才》、《張之洞》等作品，便著力描寫曾國藩、楊度、張之洞等在西方文化與傳統桎錮間的掙扎，寫他們以積極的人生歷程回應著他們身處的時代，但仍逃不脫悲劇性的失敗命運。這種失敗不是個人的失敗，而是代表了傳統文化在西方文化進攻面前的全面退卻。作家以巨大的同情寫他們“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個人奮斗，以此弘揚歷史人物身上濟世拯國的精神力量，因而雖敗卻發人深思。曾國藩可以成功地維護備受太平天國打擊的儒家傳統，卻在標志著中外文化沖突的天津教案中內愧神明、外慚清議;張之洞的漸進式改革如攪動一塘攪不動的稠水，其文化自救失敗也正是當代知識分子文化憂患的真實寫照。作家們對這些歷史人事的選擇，反映了歷史小說從政治愛國主題向文化反省主題轉換的創作走向。

　　按照史家的觀點，近代殖民化實際上也就是全球化在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的“初級階段”啟動。⑦這一階段是以歐洲實現對全世界的統治為實質內容的。西方現代文化以凌厲的攻勢襲擊了包括在內的東方文化，成就了他們在十九世紀的輝煌。但與西方人眼里全球化的勝利不同，東方視角下的這場全球化卻充滿血淚與恥辱。由于代際裂變和文化鼎革，這種狀況迫使一些知識分子滑出了舊有的政治體制之外，或是游移在體制崩潰的間隙睜眼看世界。《白門柳》中的黃宗羲、《張之洞》中的張之洞就是站在這種體制的空白點上，展現了獨立思考的文化人格。作家寫他們在“天崩地解”社會巨變中從舉兵抗清到著述民主思想，從以清流立身到辦洋務運動，孜孜以求地思考和實踐“中體西用”這樣一個時代課題。這里既交織了小說主人公艱難多舛的探索，同時也融涵作家對文化自救的深沉思考。當然，也有一些知識分子試圖在舊體制內修修補補，尋找出路。如唐浩明筆下的另外二個人物：《曾國藩》中的王闿運和《曠代逸才》中的楊度，他們熱衷傳統的帝王術而拒絕現代變革，結果一生窮途末路，扮演悲劇的角色。這說明傳統文化不經過徹底的滌除與轉換，是不可能成為建設性的文化因子的。王闿運、楊度的道路，在近代知識分子中具有相當的代表性，他們面臨的挑戰，也就是“傳統的書院文化面臨的挑戰”;而他們悲劇性的失敗，更是“中華文化的歷史命運。”⑧由此，唐浩明的文化批判也就指向了更為深刻的體制原因;當然在這之中，他也隱隱地流露出對傳統文化不由自主的情感依戀，從而使同情與理解成為小說敘述的基調。

　　其實豈止是唐浩明，幾乎所有的當下歷史小說的軟肋都源于這種理性批判與情感依賴的矛盾狀態。作家們之所如此熱衷明清題材的書寫，包括影視作品中之所清宮戲層出不窮，在很大程度上就可歸因于對傳統文化的這種揮之不去的“天朝”情結以及對這些近代精英人物的傾心贊許。因為他們此時繼承了傳統文化的菁華，而且做出了順應時代潮流的卓絕表演;他們的探索失敗，濃縮了幾代人的悲劇命運，凝聚了國家和民族難以言傳的歷史創傷，這就很容易觸發我們的民族情感。而相對而言，近代民主轉型，除了陳軍的《北大之父——蔡元培》和唐浩明的《曠代逸才》之外，寫的不多，成功的就更少。這里分析起來，自然有可以理解的客觀因素：如題材有較強的意識形態性，古今關系處理難度較大，對紛繁復雜的近代人事把握不準等，但同時恐怕也與戀古的民族文化思維慣性不無有關。不少作家還是抱持比較陳舊的歷史觀，沒有樹立起真正的“近代”意識，更沒充分認識它在中西古今文化沖突和轉換中的特殊意義。這說明，面對全球化的新語境特別是面對西方文化的挑戰，歷史小說的確亟需以開放的胸襟和視角在自身的內在文化結構方面進行調整。割斷對傳統的溫情留戀也許是痛苦的，但它卻是文化新生的必要前提。而這是需要我們站在現代理性的高度，用文化批判的眼光進行冷靜審視的。

　　三、文化整合與人類大同的浪漫構想

　　從某種意義上，十九世紀西方的殖民擴張與當下基于文化趨同態勢下的全球化，乃是工業大生產后發起的兩輪異形同質的人類文明的沖突與整合過程。與赤裸血腥的殖民掠奪不同，今日的“文化”全球化更隱蔽，也更危險。歷史敘事中的明清題材，恰是第一輪全球化的全面啟動;而敘述歷史的今日，則是又一輪全球化的開端。站在開端，以文化整合的包容與大度來追憶過去，作家對民族文化身份認同的焦慮往往籍借對明清歷史的理想文學書寫來獲得緩釋。凌力的“百年輝煌”系列與她的新作《夢斷關河》，正是在這種體認下完成浪漫大同構想的。

　　《傾城傾國》、《少年天子》、《暮鼓晨鐘》反映的是清朝初入關到鞏固其統治的近百年的歷史。皇太極、布木布泰(即后來的莊太后)、福臨與玄燁祖孫三代人，以“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為座右銘，亂世求治，努力實現傳統文化長期提倡和頌揚的“仁政”，開創了清代前期百年多的和平與繁榮的盛世局面。在他們圍繞求治革新進行激烈權力爭斗的背后，是滿漢民族矛盾。而這種民族矛盾，說到底就是“傳統的黨同伐異的種族觀念和族群認同”在作崇：“許多最極端的‘我群’、‘他群’之分別，主要是建立在主觀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差異上。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敵對關系,并未發生于生物性的種族差異上，而是在文化、政治和經濟的沖突方面。生物的種族差異只是附屬的原因,甚至可能還是文化差異的結果。”⑨在守舊的滿族大臣眼里，漢文化的精致優美是奢侈糜爛的亡國之征。簡親王濟度在目睹兩個前明宰相的子孫手無縛雞之力，陷入窮困潦倒中后，越發認定順治皇帝的學習前明制度，尊崇儒教、重視文士、漸習漢俗，分明是要把滿族子孫送上前明敗落的老路。鰲拜為首的四輔臣，恢復滿洲舊制，大肆鎮壓漢官，抵制玄燁親政，也都是為了維護崇武尚力的淳厚祖風。濟度、鰲拜以及后宮里的康妃、謹貴人，能以大義凜然的姿態謀逆、勸諫甚至加害皇四子及皇帝本人，都不是為的自身的爭權，而是為了滿清舊制和祖宗家風。這是滿漢一體的民族融合理想與顢頇守舊的民族仇視心理之間的矛盾沖突。因此，凌力在描寫福臨、玄燁的政治事業，在寫其對立面濟度謀亂、鰲拜擅權之時，就有效地跳出了狹隘的權謀文化的視角，而獲得了深邃的文化觀照力量。

　　為了強化滿漢民族的文化整合，凌力還有意在小說中凸顯了獨特的“第三只眼”。這“第三只眼”就是貫穿小說始終并聯結親漢親滿兩派的一個重要人物——湯若望。湯若望作為傳教士，以宗教的平等博愛和西方文化第三只眼的獨立視角，對滿漢兩個民族施以不分彼此的關懷;但正是因此，他才有可能對彼時滿漢民族的文化差異作出較為客觀公正的評價：滿族的殺戮是嗜血的鷙鷹，關閉了他們自己通向上帝的大門;漢族文化的精致優雅和悠遠流長的道德教化，卻對湯若望充滿了吸引力。湯若望也就是據此才勸導福臨和玄燁采用漢制、施行仁政，從而遭到滿族貴戚的忌恨和殘酷迫害，成為親漢派與守舊派爭斗的砝碼及其彼此拉鋸交鋒的犧牲品。湯若望的視角，從某種意義上講也就是作家的視角，它賦予傳統的滿漢民族沖突以專制愚昧與現代文明沖突的新內涵，而具有廣博的人類學視野。當然，滿族被強大的漢文化同化的同時，它也為以漢文化為中心的整個中華文化重構作出了自己的貢獻：“當中心文化發生合理化和失去創造力的時候，往往有一些形質特異的、創造力充溢的邊緣文化或民間文化崛起，……在文化調整和重構中煥發出新的生命力……生機蓬勃的邊緣文化的救濟和補充，給它輸入了一種充滿活力的新鮮血液。”⑩對此，作家也有相當生動而精彩的描寫，并將它與漢文化由于自身的高度成熟走向封閉僵化和滿族文化野蠻愚昧的另一面融為一體，納入到滿族興起到入關統治的“百年輝煌”之中。作家借書中人物對話發出的有關“大明骨、大金肉”的民族新生的構想，特別是用優美筆調書寫的烏云珠、費耀色、冰月、孫幼蘩等優秀人物形象，都成為小說溫馨浪漫的抒情篇章，這也是凌力開放開闊的現代民族觀的形象顯現。

　　如果說凌力上述的《傾城傾國》、《少年天子》、《暮鼓晨鐘》有關滿漢民族矛盾描寫基本屬于中華民族內部的兄弟鬩墻，那么她的新作《夢斷關河》展現的鴉片戰爭則明顯具有中西文化沖突的時代新質。在這里，面對新的文化全球化(而不是原有的本土化)語境，凌力對民族沖突和融合問題作出了更為嚴肅而又充滿浪漫構想的新思考。在這部以梨園戲子悲劇命運折射時代的長篇小說中，作家一方面堅守正義的民族立場，絕不回避這場戰爭的殖民侵略性質，另一方面也鞭辟入里地寫出清王朝的腐朽昏憒才是戰爭失敗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歌頌葛云飛、彭松年等人的民族節氣，另一方面也指出他們以孫子兵法等傳統戰爭方式來抵御現代戰爭，因而在摧枯拉朽的西洋火力下不堪一擊。對滿族地方官海齡，作家更是充滿了基于歷史辯證法的深入描寫。鎮江都統海齡出于強烈的民族歧視心理，視全體漢人為漢奸，閉城封門，禁止平民出城逃難，造成大量平民死亡。但同時她又用精細的筆墨顯示，海齡此舉同樣也出于誓死保衛家園的心理，并借小說中海齡的仆女大香之口肯定了他率全體清兵以死殉國的壯懷激烈。正是在這樣清醒的歷史理性觀照下，《夢斷關河》對鴉片戰爭的言說，才跳出了以往的政治意識形態框架和民族正義感的狹隘視野，不再象《林則徐》、《火燒圓明園》和一些描寫義和團的小說、電影那樣，把二元對立的侵略與反侵略視作價值判斷的底線;也不同于唐浩明在描寫曾國藩晚年對天津教案舉措失當蒙羞含垢的史事時，仍然局限于傳統文化之內，未能提出應對西方強勢文化的建設性思路;而是以全球化的大視野、大境界，重新思考和審視中華民族的近代鼎革和汲取外來文化菁華進行自我重構的問題。

　　更值得注意的是，小說還塑造了英國軍醫亨利的形象。他向往東方文化，對這場戰爭的正義性充滿了懷疑，并沖破民族偏見，與自幼相識的童年伙伴天壽相愛而終成眷屬。通過這一人物及其異國戀情的虛構描寫，凌力為我們展現了一幅突破民族偏見的人類大同的理想圖景。當然不必諱言，這種將全人類的文化大同模式化地寄托在異文化戀情上，多少也顯得有些纖弱與理想化，少了些深邃凝重的歷史氣魄。從某種意義上，亨利形象其實就是“百年輝煌”中湯若望、荷蘭教官可萊亞的延續。他們身為西方人，卻醉心華夏文明。如果說福臨、玄燁等滿族統治階級對漢文化的向往認同是低位文化對高位文化的自然傾慕的話，那么西方文化作為高位文化對處于低位的漢文化認同則有意無意地表明了漢民族在承認自身弱勢的同時，卻仍然堅守著文化上的優越心理。跨國戀情也好，文化傾慕也好，它們似乎都存在將文化整合的理想過于夸飾的傾向。這大概就是福臨、玄燁等少年天子寫得太浪漫化的根本原因所在。歷史和現實證明，文化征服和民族沖突從來都是血淚斑斑的勝利者頌歌。不論是處于低位的滿族文化，還是位居強勢的西方文化，作家刻意描寫其對華夏文明的醉心與傾慕，這之中是否也程度不同地隱含著某種本土自戀情結乃至天朝大國的心態呢?19世紀的全球化是建立在西方對第三世界國家殖民擴張的基礎之上的，過于強調西方文化中的友愛成分，把民族文化新生的實現過多寄希于湯若望、享利等人的善良和友愛，是不切實際的，容易遮蔽了全球化背后潛在的反現代的問題和負面影響。第三世界的文化崛起只有依靠自身的強大與抗爭，才能贏得與“他者”平等交流對話的可能，這是一個鐵的事實。為此，我們歷史小說在進行人類大同浪漫構想時，應該有必要冷峻地把歷史書寫還原到彼時殘酷的文化殖民語境中去。惟有這樣，其文化整合的浪漫構想方能閃爍出令人震憾的歷史質感和美感。

　　①[加]謝少波：《抵抗的文化政治學》，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頁。

　　②劉克：《全球化語境下的本土化生存——二月河清帝系列小說論略》，《當代文壇》2003年第5期。

　　③二月河：《二月河作者自選集》，河南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240頁。

　　④熊召政：《閑話歷史真實》，《理論與與創作》2003年第1期。

　　⑤⑧樊樹志：《“全球化”視野下的晚明》，《復旦學報》2003年第1期。

　　⑥布羅代爾：《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三聯書店1993年版，第64頁。

　　⑦王斯德：《世界通史》前言，華東師大出版社2001年版。

　　⑨葉舒憲：《人類學與文學———知識全球化、跨文化生存與本土再闡釋》，《文學評論》2002年第4期。

　　⑩楊義：《文學的文化地圖及其動力原理》，《重繪文學地圖——楊義學術講演集》，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93-9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