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語境與歷史敘事的民族本土立場（上）

　　　　上世紀90年代以來，當代歷史小說日益明顯地呈現出虛實分化的兩極發展態勢：一方面是蘇童、葉兆言、劉震云、格非、莫言等一批青年作家挾借“新歷史”之名，創作了《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故鄉天下黃花》、《夜泊秦淮》、《迷舟》、《紅高粱》等一大批旨在顛覆舊有的革命歷史觀，表達個人化、欲望化歷史觀念的子虛烏有式的新歷史小說;另一方面是凌力、劉斯奮、唐浩明、二月河、熊召政等一批年齡稍大的中年作家運用較為傳統的歷史還原手法，創作了《夢斷關河》、《白門柳》、《曾國藩》、《雍正皇帝》、《張居正》等旨在歷史寫真，具備信史品格的長篇作品。耐人尋味的是，這一虛一實的兩種寫作，都選擇了相近或相似的歷史年代。前者往往以晚清與民國為題材對象，后者則大多把注意力聚焦于明清。從大的時間跨度考察，明末至近代是封建社會的末世，也是傳統文化不可挽回地走向衰敗并進行艱難痛苦的現代轉型之際;而與此同時，西方資本主義卻處于上升期，日漸強盛。此消彼長，自詡為天朝的相對西方而言，成為停滯的帝國，與世界先進行列的差距愈來愈大。這是幾個世紀以來的創痛，因而末世情結，包含了作家們對傳統和西方文化無限眷戀和批判的矛盾復雜的心態。鑒往知今，作家們不約而同地選擇這一時段，正是為了傳達他們在全球化語境中，對民族文化身份的焦慮和重塑民族輝煌的渴望。雖然不能武斷地說，近些年來歷史小說創作就是在應對全球化這一策略的引領下趨于繁榮，但用文學敘事的方式反思歷史，以期達成民族的自我認同，的確已成為許多歷史小說寫作的“集體無意識”。就這個意義上而言，我們認為全球化不僅僅是歷史小說一個潛在的寫作背景，它已內在地滲透到作家的創作機制之中，成為他們反思歷史、敘述歷史時銘心刻骨的肌理與血肉。

　　一、本土立場與最后輝煌的溫情回眸

　　明清是封建社會發展到鼎盛和爛熟的時期，但在烈火烹油、鮮花著錦的內里卻蘊藏著忽喇喇大廈將傾的深刻危機。與“盛唐”不同，在這一完整的長時段的歷史時期里，世界格局發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變化，原來后進的西方經過工業革命之后迅速崛起，并對包括在內的第三世界國家進行殖民擴張。于是，中華民族在不得不進行痛苦、屈辱和無奈轉型的同時，也極大地激發了杰姆遜所說的“民族焦慮”。特別是作為民族代表的知識分子，更是站在時代的前沿，以精神與心靈的全部力量，在方生未死之間探索民族文化的新生之路與轉型之途。90年代以來關于明清的歷史書寫也不例外，不同的是，這種本土民族文化自我認同增添了更多的反思成份，被有意識地納入與異域民族平等對話交流的理性框架中進行審思。這樣，歷史小說的明清敘事，無意就成為與西方文化的“他者對峙的的文化危機的寓言”，作品中所深寓的民族文化思考自然也就成為“被殖民者/殖民者對峙的整個視野” ①的思考。

　　凌力的《夢斷關河》、“百年輝煌”系列，唐浩明的《曾國藩》、《曠代逸才》、《張之洞》，二月河的《雍正皇帝》等“落霞”系列，劉斯奮的《白門柳》，熊召政的《張居正》，蔡敦祺的《林則徐》都把目光落在明清時期凝聚著優秀民族精神的人與事之上，尤其是將筆力集中于封建文化的最后輝煌階段。借著對最后輝煌的溫情回眸，作家們“把蘊含在封建王朝內質中與人類社會發展不諧和的因素、民間百姓罹遇的苦難、優秀傳統文化等提煉凝聚成為鮮活可感的藝術形象,借助文學的形式,向世人展示了華夏文化的魅力和生命力”。②煌煌十三大卷的“落霞”系列，以恢宏的氣勢寫出了最后一個封建王朝走向衰落前的最后輝煌。二月河選擇具有雄才大略和拯世責任的康熙、雍正、乾隆等封建帝王為表現對象，努力從他們身上尋找與闡揚優秀的漢文化傳統。這三個封建帝王以一介獨夫，為天下謀劃，不惜背負“惡與孤獨”，其間蘊藏的人格力量，正是外儒內法的政治權謀文化傳統所能迸發的積極能量。作品以野史、民間史、神話傳說等與正史相融的敘說方式，展開了以王朝圖治為核心的民間、市井、官場、朝廷等全景式社會掃描。詩詞歌賦、琴棋書畫、神道妖鬼時時嵌入質實的史實敘說之中，把施政大略轉化為生動的人事糾葛，以此建立自己對本土文化的審美和意義的重構。“我寫這書主觀意識是灌注我血液中的兩樣東西：一是愛國,二是華夏文明中我認為美的文化遺產。我們現在太需要這兩點了,我想借滿族人初入關時那種虎虎生氣,振作一下有些萎靡的精神。”③這分明流露了二月河濃濃的民族本土立場。

　　熊召政的《張居正》則以明王朝中葉的萬歷新政始末為題材，同樣集中筆力寫張居正在歷史漩渦中挽狂瀾于即倒的巨大的個人作用。在的傳統歷史敘事中，本來就有帝王將相的描寫傳統。但經過革命歷史敘事對人民作用的強調，加上90年代以來新歷史小說的興起，對宏大敘事的解構以及對小歷史小人物的重新關注等多重因素，今天的帝王將相題材，其實早就沖破了原來的英雄崇拜格局，而是指向民族精英的文化人格塑造。在明君或賢相的身上，凝聚的是傳統文化的菁華力量。張居正不避物議，外拒清流，是對傳統文化中自標清高、空疏無用的糾正;其務實耐煩的精神又是對好高騖遠式的激進改革的糾偏。正因此，萬歷新政才成為明王朝的一劑救命良方，而使它的氣脈又延續多年。“不以道德論英雄，應為蒼生謀福祉”，④這是作家創作《張居正》的歷史觀，也是小說審視歷史人物與事件時的一個文化視角。作品中所展現的絢爛的“落霞”，是封建王朝最后的回光返照。其間的人與事，是封建文化在大廈將傾之前的最后一搏。作家集中筆力寫它的美麗和輝煌，同樣也顯露了他潛意識深處的本土文化反抗。

　　但這又畢竟只是最后的一搏了。這最后一搏，固然絢爛多姿，卻有著不容忽視的內在缺陷。封建文化具備強大的體制惰性：權謀文化雖然充當著驅動歷史演進的重要政治力量，但它卻無法抹去其自身抑制民主、摧殘人性的落后因素。尤其是以今日全球化的宏大視角重新審視這段“落霞”時光，我們會發現，在作家們津津樂道的康亁盛世的同時，西方文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開放態勢蓬勃興起，中西差距就是在這個時段被迅速拉大的。回避這個問題，而孤立地描寫所謂的煌煌盛世，這是一種封閉和短視，甚至還暗含了某種“天朝心態”。實際上，明中葉的萬歷新政之后，緊接經濟繁榮的是腐朽頹敗的晚明習氣;康亁盛世之后是傳統社會在西方文化沖擊下的土崩瓦解。這里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這種專制獨裁的“落霞”式體制改革，往往寄托在某些強有力的封建英雄人物身上而無法獲得正常的政策延續性。甚至專制體制還無法保證這樣的強力意志的出現，無法保證杰出英才順利進入歷史權力舞臺。因為在傳統明哲保身的文化慣性之下，優游不迫、漠不關心的政治態度，才是一般官僚最常見的人生觀。像雍正、張居正那樣對權力的眷戀和對經濟的重視，就會被視為“苛政”、“俗吏”。雍正之所以背負罵名，居正奪情之所以引起如許大的波瀾，就在于他們對實際政務的熱衷和對可保他們大政順利執行的權力的熱衷。無論是雍正還是居正，都無法保證身后之事。不僅他們的改革難以為繼，甚至無法避免死后聲名被詆和守舊勢力的卷土重來。權勢，是他們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的關鍵所在。盡管作家對描寫對象充滿了深切的同情，但歷史理性卻無法化解他們“榮辱興衰轉瞬間”的權勢循環悲劇。

　　從統治階層的角度出發，“落霞”輝煌產生的是封建英杰個人力量無法延續的歷史悲劇。而下降到社會民眾層面，這種悲劇則是封建專制文化對現代民主萌芽的壓抑，使得社會經濟繁榮和初始現代意義上的商業文化無法走上持續發展的正軌。相當多的史料表明，在明末，我國已經產生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在蘇州及江南地區的紡織工業蔚為壯觀。在對15世紀末與16世紀初的全球經濟的考察中，學者們更進一步發現，自地理大發現始的經濟全球化趨勢中，晚明出人意外地充當著經濟強勢力量。⑤繁榮的海上貿易交通，大力促進了太湖流域的經濟發展。而正是在南方地區，“海面和陸地犬牙交錯，形成一種溺谷型海岸……在這一地帶，海上的旅行和冒險推動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主義只是在逃脫國內的監督和約束時，才能充分施展其才能。”⑥而這些民間的經濟力量和資本主義及現代民主的無法正常生長等相互關涉，卻在反映這一時代的歷史小說中被民族本土立場有意無意地遮蔽了。《雍正皇帝》采取的是缺席策略，《張居正》雖寫到海上走私，也寫到以何心隱等為代表的民主萌芽的私學興起;但前者被處理成產生于權力交易中的腐敗，后者則被視為世道人心的毀滅力量。恰恰是對這一問題缺乏更深入的思考，使作家們對本土文化的崇揚失之片面。何以西方語境下正常的經貿交易演變為官商勾結的腐敗?何以西方話語中健康的個性自由走上狷狂放蕩的邪途?如果我們能就此來進一步審視封建文化的末世輝煌，那么這對打破歷史小說作家封閉狹隘的創作心態，理性地重建民族本土文化無疑十分重要的。

　　二、文化沖突與轉型自救的悲劇寫真

　　全球化浪潮帶來的巨大沖擊力，這才有了本土文化退守的應對策略。從另一角度講，這種沖擊也就是中西兩種不同文化的沖突。本土情結其實是相當理想化了，現實語境中的文化沖突遠不是簡單的退守便能解決的。而作為一種獨特的小說藝術，為了應對西文文化的侵滲，也是基于對歷史的真切的生命體驗，不少歷史小說都選擇了與當代轉型期有著相似文化心理結構的明清代際裂變為表現對象。因為這段文化沖突異常激烈的歷史，與當前現實脈息相通，相當合適地成為作家們表達現實思考的歷史時空。明清之際傳統文化在異族文化或西方文化沖擊下的被迫轉型，正與當下“全球化”激發起來的民族身份認同具有深刻的應和關系。

　　明清敘事的代際裂變有兩個代表性的時段：一是明清鼎革，二是近代轉型。《白門柳》、《傾城傾國》、《少年天子》等表現的是前者，《曾國藩》、《曠代逸才》、《張之洞》等則反映的是后者。實際上，從異族文化入侵的角度來看，兩者有很大的相似性。清兵入關，雉發令一下，酷烈的民族矛盾造成的揚州十日，嘉定、江陰屠城的血淚陰影與近代史上槍炮下的民族屈辱如出一轍。劉斯奮的《白門柳》寫明清鼎革，其超出同類題材的地方在于通過對現實文化轉型期中的現代民主自由話題的關注，使舊有的《桃花扇》主題有了嶄新的開拓。在《白門柳》鋪寫的歷史文化長卷中，知識分子的歷史命運和心路歷程被格外凸現出來。小說特意擇選的這些明末士人，他們把傳統的忠君死義當作高懸于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但對人生的眷戀和對塵俗人性的自然要求，又使他們陷入兩難境地不能自拔：方以智從李自成手中逃出后名士做派的大轉變，黃宗羲卷入南唐實際政務后對明王朝的徹底失望，冒襄逃難途中的家國矛盾。這是傳統文化遭到異質文化沖擊后產生的深刻危機在知識分子身上的痛苦裂變。一方面，民族氣節要求他們死難;另一方面，清王朝入關后的充滿生機同明王朝的糜爛腐朽形成鮮明對比，又使他們釀生解構封建綱常的某種現代民主思想萌芽。于是作家筆下的這些人物似乎日益明顯地看到狹隘民族立場的負面價值，這也就預示了在這場前現代化的文化沖突中傳統文化的敗北及其產生轉型的可能性與必要性。跳出了民族矛盾與朝代興衰更替循環，傳統文化如何產生真正意義上代際裂變?如何使現代西方話語中的民主自由憑借“代際裂變”的文化交融力量，以健康的方式生長在民族文化的土壤上?這也是現實要求作家回答的，而小說也正是憑藉對這段歷史的描寫，以凝聚理性思考的藝術感性形式對這一問題作出了自己的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