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題材創作、史識與史觀（上）

　　　　當前歷史題材的小說創作十分繁榮, 出現了一批佳作。至于歷史題材的電視劇, 則幾乎占領了每天電視的黃金時段, 帝王將相你方唱罷我登場, 往來穿梭, 很是熱鬧。這些歷史小說與電視劇, 在目前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 從整體上看, 短期內它們都難以被超越。

　　從歷史題材寫作的總體指導思想來看,過去的階級斗爭的歷史觀、歷史唯心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二元對立之爭已被擱置, 呈現了寫作者多樣的歷史觀與群眾性的審美需求的多樣性趨勢。重新感知歷史, 大寫歷史,反思歷史, 這是當前時代的需要。同時, 在這個消費的時代, 大說歷史, 在歷史的藝術形態的展現中獲得娛樂, 也是在消費歷史。廣泛的市場消費需求, 導致了對歷史消費的多樣性。

　　在歷史小說、電視劇中, 大體有正說的歷史寫作和對歷史“戲說” 的寫作, 解構歷史的寫作, 和以逆反心理來改寫原來的小說或是劇作的多種模式。這最后一種的寫作, 實為胡亂改編, 品位低俗, 且往往要引發官司, 是些不上臺盤的東西。

　　正說的歷史題材的寫作, 包括歷史小說與歷史電視劇, 實際上因作者的史識、史觀的不同, 而出現了不同的類型。

　　我們先說一種大致適應了當今老百姓歷史體認的“圣君賢相” 的歷史故事寫作。過去廣為流傳的那些“太平盛世”的“圣君賢相”的事跡, 自然格外受到當今不少作者的青睞, 描繪這類歷史人物、事跡的作品, 可以說深受各階層人士的喜愛, 上至高級官僚, 下至普通百姓。前者除了滿足自己的消閑審美需求, 大概還要暗暗對號入座, 把自己與書中的明君賢相做個比較。后一類讀者則在千年傳統流風的裹挾下, 總盼望有個太平盛世, 而把希望寄托在那些圣君賢相身上, 渴望他們出來建立清明的政治與社會。“明鏡高懸”這塊匾額, 不僅僅是戲仿性的裝飾, 卻是地道的圣君賢相的威嚴象征; 而宮闈秘聞、權謀較量、株連殺戮、征戰討伐, 自然是十分討好的素材。這類小說, 通俗易懂, 情節引人, 印刷量大, 賣點極好。當今社會中的種種黑暗、腐敗現象, 與歷史中的黑暗、腐敗現象驚人的一致, 如今觀眾在歷史戲里看到, 那些貪贓枉法的皇親國戚、腐敗官員一一受到懲處, 于是在休閑娛樂中感到了情緒上的滿足。如果我們再深入一步, 可以看到這類小說與電視劇, 確實把眾多的歷史事件, 大量虛構的情節加以審美化了, 人物也不再簡單化了, 讀者閱讀起來很有興致, 觀眾看得很有趣味。不過, 這類小說與電視劇, 總讓人感到少了些什么。這里歷史場景是有的, 情節的生動性是有的, 而且熱鬧得很, 但卻是少了那么一種從生動的歷史場景中流淌出來的歷史的意味。

　　歷史小說的創作, 要具有一種意識到的巨大的歷史內涵, 和因此而自然獲得的思想深度, 產生一種意味, 顯示作品的較高品位, 這是與作者的史識、史觀密切聯系著的。

　　史識產生于對史實的徹底的、獨特的把握中。這里所說的所謂徹底, 不是指對于史料把握的詳盡無遺, 而是說透過重大的史實, 對被把握的史料有著獨到的體認, 理解到它們在整個歷史發展中那種內在的和獨特的意義。這是受到創作主體的歷史觀的制約的。比如《三國演義》開頭的那闋詞, 顯示了作者的一種歷史輪回的史觀, 這種歷史觀在過去是極為普遍的。但是小說由于復雜地反映了歷史特定時期的戰亂, 寫的極為好看, 充分顯示了歷史人物智勇風貌, 而揭示了作者史識的深度。而掛在(1888年) 昆明大觀樓的孫髯翁的一副楹聯所表述的史觀, 則要深刻得多。它的下聯說到, 歷代帝王費盡移山心力, 建立了偉烈豐功, 但“珠廉畫棟, 卷不及暮雨朝云, 便斷碣殘碑, 都付與蒼煙落照。只贏得幾杵疏鐘, 半江漁火, 兩行秋雁, 一枕清霜”。作者意識到, 幾千年里歷代王朝來收拾云南時, 何等轟轟烈烈, 如今它們自身卻無可挽回地衰頹了。這是對幾千年的歷史興衰的一種整體的把握, 一聲深藏著歷史意味的長嘆, 從中顯示了一種犀利的史識與深沉的歷史感。清王朝幾位“圣君” 的盛世, 其實已是整個幾千年封建王朝走向徹底衰落時期的回光返照。但是現今的一些歷史小說與電視劇, 使那些“圣君賢相” 在歷史的蒼煙落照與斷碣殘碑的縫隙中, 一個個爬了起來, 彈去了身上的王朝覆滅的煙塵, 錦衣鮮著, 風光無限地演繹著天朝盛世的故事, 讓人感佩他們, 簡直是在教人欣賞那“蘋天葦地, 點綴些翠羽丹霞。莫辜負四圍香稻, 萬里晴沙, 九夏芙蓉, 三春楊柳”了!

　　在當今消費主義影響下出現的“戲說”的歷史電視劇, 把過去極端化了的階級斗爭的歷史觀完全翻了一個個兒, 圣君賢相一個個都站到被奴役的人們一邊來了。這類電視劇, 在當今的歷史消費中影響是最大的了。目前對于“戲說” 有幾種說法, 一是編劇人自己說的“戲說”, 是指他以戲劇形式來敘述歷史人物與故事。另一種是觀眾心里的“戲說”, 就是指游戲的戲說, 它的特征就是“娛樂交流”。這種戲說多半是一種針對現實的借古諷今, 其中帝王作為主要人物, 都是群眾所熟悉的那么幾個, 敘述的事件與種種人物, 則純屬虛構。編劇者有所謂“大事不拘, 小事不虛” 的說法, 而不是相反。這就注定它是一種游戲、娛樂之說。它有意避開歷史, 不在乎描寫歷史重大事件真實與否, 而是借用歷史人物作為殼子, 游戲般地、自然是十分投入地充塞著編劇自己的今天的觀念, 奉行“現代史都是歷史的再現”的原則。其實這一原則, 有時會與歷史相合, 有時卻相背而行, 如果把它絕對化了, 就成了歷史循環論了。

　　這類“戲說” 的人物性格、特征與活動場地, 由作者隨意安排。帝王由宮廷而深入民間, 城鎮商棧, 官府旅店, 村舍雜院, 必要時伴有皇宮后院、皇后嬪妃做些點綴。皇帝老子一旦到了平常陌生的下層社會, 自然感到十分新鮮, 戲劇沖突可說俯拾即是。他們生就一副平民心腸, 關心民間疾苦; 明查暗訪, 演繹偵探跟蹤; 懲治贓官污吏, 大糾冤假錯案; 制服惡霸地痞, 屢屢救人于水火; 行俠仗義, 為民伸張正義。由于帝王也是人, 所以又都憐香惜玉, 風流倜儻, 又會來幾手拳腳, 可說風度翩翩。于是黃塵古道, 結識風塵女子, 田園酒舍, 偶遇一夜皇后, 花正開, 人未嫁, 可說占盡風流, 格外的動人了。這類戲說, 有人把它稱做“古裝戲” 確實更為合適些。在這一點上, 戲說也可以成為現實的一面鏡子, 讓現實中受到壓抑的人們舒一口氣, 暢笑幾下, 松懈一下精神, 這也是有其積極意義的; 同時它也符合老百姓幾千年來形成的傳統審美情趣, 皇帝老子也是愛民如子, 好打抱不平, 還可看看他們的風流韻事, 也就獲得了精神上的滿足。

　　但是悖論也就在這里, 編劇者說, 由于皇帝也是人, 也有“人性”, “帝王性”也是人性, 所以“帝王性”與“人民性”在他身上獲得了高度的統一。而且編劇聲言, 為了把帝王戲編得好看, 還應對帝王抑惡揚善, 比如要稍稍配上一些他的瑕疵, 但不能過火; 要寫得緊張, 但不能讓他冒出血腥味來。也就是說, 要為帝皇諱, 要化他們的殘酷為一笑, 要在血腥中熏香, 真是愛護備至, 體恤有加。在這種帝王史觀支配下寫出來的帝王形象, 照劇作者的說法, 一定會受到老百姓的歡迎的, 因為帝王就是高峰, 歷史就是他們的歷史, 老百姓頭下枕的就是帝王夢。但是話又要說回來, 枕著帝王夢的老百姓, 在這種帝王戲的熏陶下, 他的帝王夢可能還會百年千年地做下去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山呼萬歲聲, 雖然已漸漸遠去, 但看來我們現在對于主子、奴才、萬歲萬萬歲的呼聲, 又會熟悉與習慣下來的! 一個被封建思想浸潤了幾千年的民族, 要使他清除自己身上帝王夢、奴才氣, 自己當自己的家, 在思想上真正民主化起來, 那是多么困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