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進增長方式轉變的財政政策建議（上）

　　　　和政府直接支付轉變成本相比，財政政策的引導、激勵和約束則帶有一定的間接性，但往往更具有規范性和長效機制特征。但在具體討論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支持措施之前，必須明確：財政并不能包打天下，而是要以順應市場機制和彌補“市場失靈”的方式來行市場所不為、難為之事;財政發揮作用往往是為了助市場“一臂之力”，不能因此導致過度的行政干預或政府依賴。

　　基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努力都將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財政政策若要對此釋放更多的潛力和空間，必須不斷完善公共財政制度，依托制度的內生機制和動力，強化和優化政策的調控作用，同時積極借鑒國際經驗、總結本國經驗，結合國情優化財政政策設計，繼續在支付成本、激勵約束、優化外部配套環境三方面履行應盡職能，有所為有所不為，“到位”而不“越位”地做好對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支持促進。

　　把握公共導向，不斷深化公共財政建設

　　作為適應和推進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變革，公共財政建設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有很多理念和步驟上的契合。堅持完善公共財政制度，本身就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治本之舉”之一，同時也是為財政政策發揮“有意為之”的能動性所提供的系統支撐。在公共財政框架的構建方面，近年已經取得了一系列包括財政管理制度創新、管理方式創新、公共產品和服務逐步提質、豐富在內的成績。但是，公共財政所包含的深刻內涵、所要求的更深層次的制度創新和管理創新、所肩負的適應和推進市場經濟體制的重大使命，需要繼續深化財政轉型，不斷探索和創新。公共財政不僅僅是市場經濟的有機部分，而且需要其產生更大的作用力，以自身的改革和完善配合市場經濟體制的形成和進步，也包括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因此，公共財政建設中，不僅要把滿足社會公共需要作為財政分配的主要目標和工作重心，還要在更深層面上，發掘公共財政的創新空間。

　　其一是要充分認識公共財政在合理處理和把握政府與市場的分工關系方面的作用。把“以財行政”的范圍控制在市場難以作為的方面，真正履行政府應做之事、應為之舉。通過財政制度的規范和政策的引導，把政府過度干預經濟、主導經濟的可能降到最小，從而避免或改變那種官員主導、權力推進、拼資源拼項目的投資驅動型經濟粗放增長模式。

　　其二、要深刻領會公共財政與以民主法治為特征的政治文明的互動意義。現代意義的公開、完整、透明的財政預算，從其編制、審議、批準到執行，需要有一整套體現合理有效的權力制衡、民意表達、規范嚴密的決策及監督機制的制度安排。如果這種規范的公共選擇制度安排，最終能夠在公共財政的決策和管理運行中穩定地成型，或者說通過公共財政建設的深化促進了這種制度安排的建立和推廣，那無疑將是公共財政對和諧社會核心內容——“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的更深層次和更具全局意義的貢獻。同時，其綜合效應將順理成章地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產生正面推動作用——無疑，權力制衡和公眾監督的制度化是防止政府偏離職能、過度干預經濟和促使統籌協調的科學發展觀落實于集約式增長的最有效方法和長效機制。

　　積極改進和落實以“分稅制”為基礎的分級財政體制

　　現行“分稅制”已在適應市場經濟、處理好政府與企業、中央與地方兩大基本經濟關系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如何使其實質內容在省以下得到貫徹，已成為當務之急。按照“十一五”規劃關于“減少行政層級”和“建立健全與事權相匹配的財稅體制”的明確要求，今后要積極推進減少財政層次的“扁平化”改革，對省以下四個層級通過“鄉財縣管”和“省管縣”的改革試驗，力求實行扁平化與實質性分稅。以此為基礎，清晰合理界定市場經濟要求的中央、省、市縣三大不同層級的事權，進而合理配置稅基，使地方政府的支柱性財源調整到省級的營業稅和市縣級來自不動產保有環節的物業稅(房地產稅)上，從而在財源制度安排上抑制和消除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經濟粗放增長的速度偏好，割斷地方政府短期行為與粗放式經濟增長的直接利益關系，從而在體制上消除地方投資過熱和結構失調的內在沖動。改革的著力點包括：

　　由粗到細，清晰、合理地界定中央、省、市縣三級政府事權及支出責任。關鍵是明確界定中央和地方政府各級的投資權，進而逐步形成全套的事權明細單，規范支出責任。

　　調整和規范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劃分。結合稅制改革及逐步將預算外收入納入預算管理等措施，按照財政收入的屬性并兼顧發揮中央、地方兩個積極性，合理配置稅基、稅權與收費權，促使地方政府專心致志于優化轄區公共服務與投資環境，促進統一市場形成與經濟增長方式轉變。

　　規范地形成各級預算，完善和加強轉移支付。由中央、省、市縣三級政權明晰各自事權、合理配置財權(稅基)，推進到規范地形成三級完整、透明、在公眾參與之下事前決定、批準生效后嚴格執行的預算，同時改進完善中央、省兩級自上而下的轉移支付以及必要的“對口支援”橫向轉移支付，增加“因素法”一般性轉移支付規模，優化轉移支付結構，進一步規范專項補助資金分配辦法(對到期項目及補助數額小、體現中央宏觀調控政策意圖不明顯的項目要逐步予以取消;交叉重復的項目要重新清理，合并歸類;對年度之間補助數額不變且長期固定的項目，列入中央對地方的體制性補助;嚴格控制新設項目，必須設立的項目要將資金安排和制度建設同步進行，實行規范管理)。同時，規范中央對地方專項撥款配套政策，建立完善監督評價體系，確保轉移支付資金充分使用于基本公共服務領域。

　　完善財政獎勵補助政策和省以下財政管理體制，進一步緩解基層困難和創新公共服務機制。按照激勵與約束相結合、以獎代補的原則，在增加財政獎補項目和資金規模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財政獎勵補助政策，更好地調動地方政府和財政支農、節支、精簡機構的潛力和積極性。省以下財政管理體制的改革，要特別注重結合新農村建設中的縣鄉綜合改革和“省直管縣”改革試驗，努力減少財政管理層次，提高行政效能，進一步緩解基層困難，在切實體現財力與事權相匹配、以事權定財力、以責任定財力、財力支出向基層傾斜原則的同時，積極推進農村公共服務由“花錢養機構養人”向“以錢養事(政府采購)”的制度創新，切實加強和優化基層基本公共服務的財政保障。

　　改革公共收入制度

　　這一領域制度創新的出發點，是重在以公共收入制度改革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弱化地方政府盲目追求產值、追求流轉稅收增長的扭曲式激勵機制。只有使地方政府職能的重點和其支柱性財源的培養相互吻合并形成良性循環，才能適應政府職能和財政職能調整的導向，從內在動力機制上消除其擴大投資、辦企業的利益沖動和僅著眼于短期從土地一級市場獲取收入的扭曲式“土地財政”依賴，內生地使地方政府行為納入科學發展觀的軌道。同時，為了從根本上改變政府充當地方經濟活動主角的不正常狀況，必須從財力相關制度規范上切斷不規范政府行為發生的源頭。其要點包括：

　　調整流轉稅稅率和結構，適當降低流轉稅在整個稅收收入中的比重。首先是改革和完善增值稅制度，加快生產型增值稅(即對企業新購進固定資產所含稅款不予抵扣)改為消費型增值稅(即允許企業抵扣投資所建廠房及新購進機器設備所含稅款)的步伐;其次是適當擴大消費稅征稅范圍，將部分對環境影響較大的產品和高檔消費品納入征稅范圍，完善消費稅稅率結構，引導生產和消費結構。

　　開征物業稅(不動產稅)，將其培育成為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主體財源。力求盡快通過試點取得經驗，在清理整頓房地產收費的基礎上，合并房產稅和土地使用稅等稅種(包括外資企業房地產稅)，建立統一的物業稅，把其稅基放在不動產的保有環節。

　　強化政府非稅收入的預算管理和征收管理。首先要大力推進綜合預算改革，將政府性的收入全部納入預算管理，預算內外資金統籌安排，透明地接受人大和公眾的監督，實現真正嚴格的硬預算約束。與此相應，要加強政府非稅收入的征收管理，實質性貫徹“收支兩條線”原則，完善“單位開票、銀行代收、財政統管”的征收模式，保證政策法規規定的各項非稅收入應收盡收，及時足額上繳國庫或財政專戶，防止隱瞞、截留、擠占、坐支和挪用政府非稅收入。